許麗玉｜批評，只為補述歷史
日期 : 2018-01-08
刊載於《建築師雜誌》2018年元月號特輯，「建築評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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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歷史的黑點
2013年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國家地理雜誌曾經辦過一場「國家地理125年經典影像大展」，當時展出一張攝影師詹姆士．史坦菲爾德（James L. Stanfield）拍攝貝聿銘設計的羅浮宮建築入口，被厚實的宮殿建築前後包夾著，陽光切過宮殿輪廓，灑在貝聿銘設計的玻璃尖塔上。
不過，這一幕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在建築師的建築之前，一位小女孩輕輕的跳起來，被攝影師的鏡頭捕捉了，「她」宛如太陽的黑子，這一躍激起的動能，才表現了建築之輕與重，被陽光撐了起來，霎那間，「她」點亮了「歷史」的時間性與空間性。這一幕是精彩的影像設計，也可算是一種評論建築的起手式。
評論活動的循環及效用
「評論」，總會有定調的立場，建設性的評論，須是評之有理，論之有料，「理」是認識的方法，「料」是被忽略或排除的歷史。有方法的補述「歷史」是批評的要務，而建築評論活動的循環及效用，並不是現代建築師以為的那回事。
對承襲先鋒派思想的現代建築師與史家而言，「歷史」是被征服的，其主宰「建築－時間－空間」的野心及慾望，如1948年美國電影《泉湧》（The fountainhead）名句："No man takes what's mine"，毫不掩飾的表述「偉大」的建築，是階級的、是白人的、是男性的格鬥場，同時是開發資本與評論家聯手操作「批評」製造出來的「公眾媒體」，助長資本控制公眾市場，同時宰制建築師。片尾的高潮，是興建中的高聳建築，「他」昂首站上屋頂，宛如亞歷山大的雕像，象徵「征服」的歷史。
這是批判歷史學家（critic-historian）曼佛雷．塔夫里（Manfredo Tafuri）質疑的「操作式批評」（operative criticism）。塔夫里於1985年11月接受理查．英格索（Richard Ingersoll）專訪時，提出「沒有批評，只有歷史。」（"There is no criticism, only history"）[1]的論點，挑戰承襲自現代建築先鋒派的「評論寫作」，他批評：「那些常被當作『評論』的膺品，也就是你在建築雜誌中看到一些建築師寫的那回事，坦白說，他們是不懷好心的史家。」塔夫里批評這等不懷好心的史家，將建築師與被稱為「作品」的建築物，以推陳出新的心態，寫成一種評論，稱之為「新傳統」的「歷史」。結果，建築師被搞成米老鼠的樣子，而建築的歷史竟成了迪士尼樂園。一時間，美國的建築雜誌評論專欄寫手們，特別是一手畫圖、另一手寫批評的建築師，顏面無光，全成了建築作品推銷員而已。
這種建築主題樂園的現象是很美式的國際風格，卻模糊了認識歷史的焦點。塔夫里認為，這類「建築『批評』所造成的混淆，事實上是建築雜誌附生於建築專業後的產物：建築師應該只做建築，而歷史研究就留給史家去做。」既無助於提升建築師在專業技術面的生產，也無助於達成史家的歷史研究任務。但這種操作評論，仍在世界各大都會區「主導潮流」，因為最大效用是「製造市場」，並持續協助資本擴張，成為大到不能滿足的「慾望」，反過來吞噬了現代建築師辨識自身所在之能力。
去魅抓鬼的批判
在塔夫里之前，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於1966年出版的《詞與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提出認識歷史的問題，傅柯點出了歷史的表述是侷限的，真相不明，往往隱匿在歷史的斷裂之處。而塔夫里將「批評寫作」與「歷史」放在一起檢視，再次引起了歐美的批判研究的學者回頭檢視「建築史」的興趣，究竟什麼是「建築的歷史」? 塔夫里強調：「史家感興趣的應該是建築活動的『循環』（cycles），以及對一件建築作品怎會剛好切合所在時代的『疑問』（problem）。不然，史家所做的就是強加自己的觀點於建築史上。」
他認為史家的批評寫作，重點在於他所關心的問題，並非對象，「被選擇的作品其實與自己無關，而是它與什麼問題相關才有意義。如果我們回頭去看五○年代的建築師，我們會發現最常被討論的兩個建築師是奧斯卡‧尼梅爾（Oscar Niemeyer）和丹下健三。但他們並未能在歷史持續發展的過程中保有其光彩，在短暫的聲名嶄露之後即失去了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但，「操作式批評」卻是三不五時的召喚這些人物，使其象徵「時代精神」，以作為未來的預言。
塔夫里認為，「批判」必須深入解讀建築活動循環與主體性的歷史疑問，仔細檢視主體的思維（mentality），特別是承襲的思想結構（mental structure）。建築師的首要工作是做好建築工作，而史家的首要工作是去魅抓鬼。因為歷史不是剛剛好在關鍵時刻，出現「神物」，成就「神人」的神話，必須先搞清楚歷史的變遷環境，以及介入歷史卻未完成的政治計畫。
現代建築論述從來不是性別中立
專訪中，塔夫里專注於現代建築的「歷史脈絡」，他強調建築師與「他」的業主對建築形式的想像是有限的，這關係著自身的知識與所處的環境，他說：「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在有所不能的時候建築師做了些什麼，而在有所可能的時候他們又做了些什麼。這就是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柯必意後期的作品不再重視人文的原因。同時，正如我在討論歷史脈絡時一再嘗試闡明的：根本沒有人能夠決定未來。」
而他的專訪特別吸引女性主義者關注的，是對建築的歷史主體之批判，他說：「既然你在乎『批判的主體』應該為何，我建議來談談：歷史不是關注『物』（objects），而是『人』（men），以及『人類文明』（human civilization）。」其中，「men」這個字，最具批判力道的翻譯是譯成「男人」，如此更能清楚看見充滿疑問的建築歷史之主體，正是白人男性－「維特魯威人」，而現代建築論述，從來不是性別中立。
而他的專訪特別吸引女性主義者關注的，是對建築的歷史主體之批判，他說：「既然你在乎『批判的主體』應該為何，我建議來談談：歷史不是關注『物』（objects），而是『人』（men），以及『人類文明』（human civilization）。」其中，「men」這個字，最具批判力道的翻譯是譯成「男人」，如此更能清楚看見充滿疑問的建築歷史之主體，正是白人男性－「維特魯威人」，而現代建築論述，從來不是性別中立。
這樣的歷史製造，除了偽性別中立之外，明顯存在種族與階級排除等歷史黑洞，這也是塔夫里沒有在專訪中進一步點明的關鍵。不過，他所批判的現代建築師承襲之思想結構－西方現代建築論述，是承襲並獨尊西歐布爾喬亞的白人男性思維，將建築史分類為古代希臘羅馬建築、中世紀黑暗時代、文藝復興時代與近現代建築。於是，文藝復興式建築便成為誕生現代建築的歷史之父，這也是維特魯威人所象徵的現代建築。
批判今日承襲的建築史看不見維特魯威人之外的建築歷史，當然是必要的行動，而且不能只停留在填入女性形象，也不是填入非白人建築師的作品就沒問題了，這些表象工作並不會完全填補歷史的黑洞。
建築批評（評論）：一項未完成的計畫
當年，塔夫里批評的操作式批評混淆歷史之處境，是著眼於西歐與北美之間的現代建築歷史承襲問題，這對被界定為第三世界的地區而言，如台灣，卻是轉了好幾手的「維特魯威人」的問題。台灣要克服移植的西方現代建築所造成的歷史混淆，認識身處所在的建築歷史，顯得更棘手。既要面對自己的建築教育、體制、環境等移植的結構，還要面對世代受宰制的勞動力市場，台灣的建築師脫離不了焦慮不安與束手無策的現實處境，而塔夫里形容的西方媒體評論附生建築的影響，早已滲入。
何以透過1985年的塔夫里專訪文「沒有批評，只有歷史」，反思「建築評論公開賽－王秋華建築師與中原大學圖書館」之可能性? 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與著時研究團隊於2017年策畫的行動，集結了「女性」、「跨領域」、「世代」的合作，意圖鬆動個人的思想框架與侷限的視野，藉由反思「建築是什麼」的對話，以突破自身面對建築的思想結構困境。評論選擇的對象－王秋華建築師與1985年建成的中原大學圖書館，明顯挑戰所有人如何認識歷史的能力。評論過程中，所有人共同呈現的歷史混淆，以及穿套概念的樣態，既是失敗的演出，更是成功的突圍，這次評論成了一種計畫，有利於突破歷史認知困境的嘗試，這是整個策畫行動最有價值的起步。
Criticism，「批評」，或是「評論」，其政治性一如文學理論家（literary theorist）與政治批評者（political critic）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所提的論點‒‒「政治批評：一個政治的計畫」面對如台灣的歷史困境，建築批評（評論）是一項未完成的計劃，尤其是從「她」的行動開始，去魅抓鬼，補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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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歷史的黑點
2013年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國家地理雜誌曾經辦過一場「國家地理125年經典影像大展」，當時展出一張攝影師詹姆士．史坦菲爾德（James L. Stanfield）拍攝貝聿銘設計的羅浮宮建築入口，被厚實的宮殿建築前後包夾著，陽光切過宮殿輪廓，灑在貝聿銘設計的玻璃尖塔上。
不過，這一幕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在建築師的建築之前，一位小女孩輕輕的跳起來，被攝影師的鏡頭捕捉了，「她」宛如太陽的黑子，這一躍激起的動能，才表現了建築之輕與重，被陽光撐了起來，霎那間，「她」點亮了「歷史」的時間性與空間性。這一幕是精彩的影像設計，也可算是一種評論建築的起手式。
評論活動的循環及效用
「評論」，總會有定調的立場，建設性的評論，須是評之有理，論之有料，「理」是認識的方法，「料」是被忽略或排除的歷史。有方法的補述「歷史」是批評的要務，而建築評論活動的循環及效用，並不是現代建築師以為的那回事。
對承襲先鋒派思想的現代建築師與史家而言，「歷史」是被征服的，其主宰「建築－時間－空間」的野心及慾望，如1948年美國電影《泉湧》（The fountainhead）名句："No man takes what's mine"，毫不掩飾的表述「偉大」的建築，是階級的、是白人的、是男性的格鬥場，同時是開發資本與評論家聯手操作「批評」製造出來的「公眾媒體」，助長資本控制公眾市場，同時宰制建築師。片尾的高潮，是興建中的高聳建築，「他」昂首站上屋頂，宛如亞歷山大的雕像，象徵「征服」的歷史。
這是批判歷史學家（critic-historian）曼佛雷．塔夫里（Manfredo Tafuri）質疑的「操作式批評」（operative criticism）。塔夫里於1985年11月接受理查．英格索（Richard Ingersoll）專訪時，提出「沒有批評，只有歷史。」（"There is no criticism, only history"）[1]的論點，挑戰承襲自現代建築先鋒派的「評論寫作」，他批評：「那些常被當作『評論』的膺品，也就是你在建築雜誌中看到一些建築師寫的那回事，坦白說，他們是不懷好心的史家。」塔夫里批評這等不懷好心的史家，將建築師與被稱為「作品」的建築物，以推陳出新的心態，寫成一種評論，稱之為「新傳統」的「歷史」。結果，建築師被搞成米老鼠的樣子，而建築的歷史竟成了迪士尼樂園。一時間，美國的建築雜誌評論專欄寫手們，特別是一手畫圖、另一手寫批評的建築師，顏面無光，全成了建築作品推銷員而已。
這種建築主題樂園的現象是很美式的國際風格，卻模糊了認識歷史的焦點。塔夫里認為，這類「建築『批評』所造成的混淆，事實上是建築雜誌附生於建築專業後的產物：建築師應該只做建築，而歷史研究就留給史家去做。」既無助於提升建築師在專業技術面的生產，也無助於達成史家的歷史研究任務。但這種操作評論，仍在世界各大都會區「主導潮流」，因為最大效用是「製造市場」，並持續協助資本擴張，成為大到不能滿足的「慾望」，反過來吞噬了現代建築師辨識自身所在之能力。
去魅抓鬼的批判
在塔夫里之前，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於1966年出版的《詞與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提出認識歷史的問題，傅柯點出了歷史的表述是侷限的，真相不明，往往隱匿在歷史的斷裂之處。而塔夫里將「批評寫作」與「歷史」放在一起檢視，再次引起了歐美的批判研究的學者回頭檢視「建築史」的興趣，究竟什麼是「建築的歷史」? 塔夫里強調：「史家感興趣的應該是建築活動的『循環』（cycles），以及對一件建築作品怎會剛好切合所在時代的『疑問』（problem）。不然，史家所做的就是強加自己的觀點於建築史上。」
他認為史家的批評寫作，重點在於他所關心的問題，並非對象，「被選擇的作品其實與自己無關，而是它與什麼問題相關才有意義。如果我們回頭去看五○年代的建築師，我們會發現最常被討論的兩個建築師是奧斯卡‧尼梅爾（Oscar Niemeyer）和丹下健三。但他們並未能在歷史持續發展的過程中保有其光彩，在短暫的聲名嶄露之後即失去了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但，「操作式批評」卻是三不五時的召喚這些人物，使其象徵「時代精神」，以作為未來的預言。
塔夫里認為，「批判」必須深入解讀建築活動循環與主體性的歷史疑問，仔細檢視主體的思維（mentality），特別是承襲的思想結構（mental structure）。建築師的首要工作是做好建築工作，而史家的首要工作是去魅抓鬼。因為歷史不是剛剛好在關鍵時刻，出現「神物」，成就「神人」的神話，必須先搞清楚歷史的變遷環境，以及介入歷史卻未完成的政治計畫。
現代建築論述從來不是性別中立
專訪中，塔夫里專注於現代建築的「歷史脈絡」，他強調建築師與「他」的業主對建築形式的想像是有限的，這關係著自身的知識與所處的環境，他說：「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在有所不能的時候建築師做了些什麼，而在有所可能的時候他們又做了些什麼。這就是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柯必意後期的作品不再重視人文的原因。同時，正如我在討論歷史脈絡時一再嘗試闡明的：根本沒有人能夠決定未來。」
而他的專訪特別吸引女性主義者關注的，是對建築的歷史主體之批判，他說：「既然你在乎『批判的主體』應該為何，我建議來談談：歷史不是關注『物』（objects），而是『人』（men），以及『人類文明』（human civilization）。」其中，「men」這個字，最具批判力道的翻譯是譯成「男人」，如此更能清楚看見充滿疑問的建築歷史之主體，正是白人男性－「維特魯威人」，而現代建築論述，從來不是性別中立。
而他的專訪特別吸引女性主義者關注的，是對建築的歷史主體之批判，他說：「既然你在乎『批判的主體』應該為何，我建議來談談：歷史不是關注『物』（objects），而是『人』（men），以及『人類文明』（human civilization）。」其中，「men」這個字，最具批判力道的翻譯是譯成「男人」，如此更能清楚看見充滿疑問的建築歷史之主體，正是白人男性－「維特魯威人」，而現代建築論述，從來不是性別中立。
這樣的歷史製造，除了偽性別中立之外，明顯存在種族與階級排除等歷史黑洞，這也是塔夫里沒有在專訪中進一步點明的關鍵。不過，他所批判的現代建築師承襲之思想結構－西方現代建築論述，是承襲並獨尊西歐布爾喬亞的白人男性思維，將建築史分類為古代希臘羅馬建築、中世紀黑暗時代、文藝復興時代與近現代建築。於是，文藝復興式建築便成為誕生現代建築的歷史之父，這也是維特魯威人所象徵的現代建築。
批判今日承襲的建築史看不見維特魯威人之外的建築歷史，當然是必要的行動，而且不能只停留在填入女性形象，也不是填入非白人建築師的作品就沒問題了，這些表象工作並不會完全填補歷史的黑洞。
建築批評（評論）：一項未完成的計畫
當年，塔夫里批評的操作式批評混淆歷史之處境，是著眼於西歐與北美之間的現代建築歷史承襲問題，這對被界定為第三世界的地區而言，如台灣，卻是轉了好幾手的「維特魯威人」的問題。台灣要克服移植的西方現代建築所造成的歷史混淆，認識身處所在的建築歷史，顯得更棘手。既要面對自己的建築教育、體制、環境等移植的結構，還要面對世代受宰制的勞動力市場，台灣的建築師脫離不了焦慮不安與束手無策的現實處境，而塔夫里形容的西方媒體評論附生建築的影響，早已滲入。
何以透過1985年的塔夫里專訪文「沒有批評，只有歷史」，反思「建築評論公開賽－王秋華建築師與中原大學圖書館」之可能性? 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與著時研究團隊於2017年策畫的行動，集結了「女性」、「跨領域」、「世代」的合作，意圖鬆動個人的思想框架與侷限的視野，藉由反思「建築是什麼」的對話，以突破自身面對建築的思想結構困境。評論選擇的對象－王秋華建築師與1985年建成的中原大學圖書館，明顯挑戰所有人如何認識歷史的能力。評論過程中，所有人共同呈現的歷史混淆，以及穿套概念的樣態，既是失敗的演出，更是成功的突圍，這次評論成了一種計畫，有利於突破歷史認知困境的嘗試，這是整個策畫行動最有價值的起步。
Criticism，「批評」，或是「評論」，其政治性一如文學理論家（literary theorist）與政治批評者（political critic）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所提的論點‒‒「政治批評：一個政治的計畫」面對如台灣的歷史困境，建築批評（評論）是一項未完成的計劃，尤其是從「她」的行動開始，去魅抓鬼，補述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