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敏︱地景的啟示-生態、生活與情感的集結
日期 : 2019-02-01
刊載於《建築師雜誌》No.530 2019/2月號，「建築相對論」 專欄： 頁104-113
原文連結：https://ppt.cc/fce0nx
2004年，林瓔（Maya Lin）在瑞典的一處藝術基地（The Wanås Foundation）發表了作品「11分鐘的線」（Eleven Minute Line）。彷彿上帝簽名般，流暢的線條化作了一道連續將近500公尺的土丘，從地表微微隆起，在陽光照射下，側面打出了清晰的陰影。靠近這條線，會發現土丘實際可高達3.6公尺，頂部被均勻整平，恰巧是可供一人行走的寬度。
這件作品的意圖是實驗僅用一條二維的線，創造出三維空間的可能性。從高處看，會覺得創作手法十分粗暴。藝術家刻意將作品獨立於周圍的環境，以凸顯它的偉大。但實際進入這件作品，看見起伏的地景背後便是樹林。不管是遠道而來欣賞藝術的人們，或是鄰近牧場放養的牛，都會忍不住行走於這連綿的土丘之上，在大地間反覆移動著身體。視覺與空間經驗都和自然環境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作品的靈感來源，其實來自林瓔的家鄉，俄亥鄂州（Ohio）的史前原住民遺址「巨蛇丘」（Serpent Mound）。這座墳塚宛如一條扭動的大蛇。蛇頭、蛇尾與身體的皺褶都分別朝向特定的太陽方位。當歐洲拓荒者看到這座曲線流暢的人工地景，他們並不相信美洲原住民擁有相當的工程技術，這應該是由「更高文明的歐陸先民」所留下來的遺址。而在千年之後，在歐陸北端的瑞典，林瓔嘗試以型態相似的地景，去連結美洲與歐洲這兩塊土地。使得這一條線，是空間的體驗、是文化的串連、也是對歷史的省思。將地景多維的特質與其蘊含的強大能量表露無遺。
擁有「地景意識」
「地景」就是如此一個可以乘載複雜意義的空間概念。不同於「自然」指稱著天地萬物與系統，人類只佔其中的一小部分；「地景」的概念是以人為主體，從人出發，關於人如何主觀審視自然、觸碰自然，具有明確的主從關係。如前述的地景藝術創作，往往彰顯了對於自然的各種慾望、也探討著人如何把自然當作媒介、載體、或者工具。
自然是什麼時候成為了人類凝視的客體？在西方，從語言與藝術史來看，轉捩點約在十五世紀。與風景／地景相關的詞彙最早出現於荷蘭語，描述著「一塊土地」（Landschap）。在法國，類似一詞則最早出現在藝術領域，使用者是畫家。可見藝術創作往往是帶領思考的先鋒，也突顯了圖像研究是理解地景概念的重要起點。「風景畫」除了美學價值，更有其所蘊含的社會與文化意義。
卡特琳・古德（Catherine Grout）認為，十五世紀以前的圖像裡，人對於地景的描繪，「充其量只是代表著有活動產生的地方」，與之後的地景圖像所代表的意義完全不同。十五世紀以降的圖像，開始可以讀到畫家對透視的運用、氣氛的營造，以及想要引發觀者產生「內在經驗」的設計。古德強調，不管是剖析平面的風景圖像或立體的地景作品，都相當於去了解每個獨特的地景概念，進而得知其背後的文化屬性——從對於作者本身的解剖，到作品見證了各種土地上的事件。特別在當代，危險與混亂的呈現多過於過去單純和諧的關係。[1]
目前主流的理解，中文的「風景」與「地景」二詞具有不同的意義。雖然同樣以人為主體，風景指的是純粹的自然風貌，如「風景畫」與「風景攝影」；地景則指自然環境中的人為景觀，如「文化地景」、「地景藝術」等。為有所區別，都市環境中的人造地貌，配合其專業領域，普遍是以「景觀」或「景觀建築」稱之。由此可見，如同我們不會用「風景」來指稱都市景觀，在以人為主體的地表認知系統裡，「自然」與「都市」是兩種迥異甚至相斥的空間概念，被畫上了清楚的界限。儘管在現實的地表上難以指認出任何界線的存在，我們還是習慣分開討論。
而在地表已高度都市化、廣泛被人類介入的今日，「地景」一詞所代表的意義其實早有擴展。「地景」不僅用於描述人與自然，也能描述人與其他物質環境的關係。例如朱津（Sharon Zukin）的「權力地景」（Landscapes of Power）一書，指的就是都市與社區。在專業領域的討論裡，「地景」與「景觀」也常被混用於指稱地上景觀。這樣的演變並不奇怪，根據統計，世界的都市人口在1950年才僅有30%，2018年卻已達到55%，台灣未來甚至會有9成的人口居住於都市。探討人造環境的頻率與需求，早已遠超過了自然環境。「原始自然」之於人，已然變成十分陌生的空間體驗與概念。重建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啻是當代各領域的重要課題。而對此的疑問是：在空間領域，專業者該如何參與其中？在歷史的地景變遷下，當代該正視的議題又是什麼？
Kathryn Gustafson的地景觀：以情感保護自然
問題的答案，Kathryn建議回頭看看西方公園發展史。若仔細抽絲剝繭，會發現這一切源自於人類對自然的喜愛。而這份愛意卻逐漸扭曲，變成「佔有慾」與「物化」的表現，人們開始把自然視為娛樂與消遣的工具；人對自然的嚮往，加速了交通與觀光發展，人潮開始湧入自然的同時也開始摧毀自然。人就像恐怖情人，過度的熱情反而造成破壞。「事實上，旅遊業正在催毀我們的國家公園；旅遊業正在破壞我們的城市。因為觀光客不斷去到各處，而他們並不懂得如何善待土地。」目前居住在巴黎的Kathryn對此深有體會。
「我們必須要小心處理人對自然的易達性（Accessibility）。」Kathryn認為，這就是現今環境問題的原因，也是她正在研究的內容：「我對於人要如何親近自然而不破壞他、人們依然能旅遊，卻不會對當地環境造成破壞的方法很感興趣。」她同時也關注抽象概念上的易達性，例如以地景處理當代的文化議題：「專業者必須要確保自己的作品是『可以親近的』（Accessible）。不只是身體的親近，還必須要了解是什麼被排除在外。[2]不管性別、種族、富裕程度、教育程度都不該被排除。我們應該去探討更廣義的『無障礙』。[3]」
另一項該去除的障礙，是人類對自然的無知。Kathryn語氣強烈：「人必須了解自然是如何孕育生命、使萬物生長。唯有如此我們才會真正意識到，當你折斷一支樹枝，你是在傷害他。當你踩在樹根上，你也是在傷害他。」專業者有義務告訴大眾如何適度與自然相處，不斷透過教育、媒體等多方管道與大眾溝通，讓大眾理解自然的豐富與珍貴。「不能只顧生態，要尋回與土地之間的平衡，必須透過許多事物聯合才能辦到。」Kathryn認為尤其需要重視「情感面」。
成長於美國華盛頓州中部、被群山圍繞的沙漠小鎮雅基馬（Yakima）。Kathryn對自然深厚的情感來自她獨特的兒時經歷。她經常整天騎著馬在戶外活動，看著光裸的山脈在一天之中隨著陽光不斷變化色彩，「非常、非常的美麗。」Kathryn承認自己深受沙漠中原始、美麗的地貌所啟發。極端的環境也讓她對於生命有切身的體會。小鎮大部分的水源來自山上，被引導於灌溉植物與農作物。「水讓土地有了生命，大地依賴著水而活，人也依賴著水而活。」Kathryn因此鍾情於水。在她主導的作品中常常會見到水的身影，並且從那些柔軟的線條，不難發現她對於大地的形貌也同樣著迷。Kathryn選用黏土做為模型素材，就是為了恰當地再現心中所崇敬的真實大地。設計者的一舉一動都其來有自。
戴安娜‧威爾士王妃紀念噴泉
戴安娜‧威爾士王妃紀念噴泉（Parque Central, Valencia）（後文中簡稱為戴安娜噴泉）的名氣毋需多言。2004年由英國女皇親自揭幕，是倫敦海德公園必訪的景點之一。許多課堂會將此案視為經典的紀念碑設計案例，其代表性與林瓔（Maya Lin）的越戰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可說不惶多讓。
作為一個人物的紀念碑，戴安娜噴泉的設計概念就是來自戴安娜王妃的生平與人格特質。企圖再現王妃樂於與人互動、幫助他人的親民形象。Kathryn說，王妃的一生經歷了好幾個階段，有起有伏；有快樂的時候，也有艱難的時候。噴泉中水流多變的表情，就是在隱喻她的這一生。而一般人何嘗不也是如此，在一生中經歷心境的轉變。Kathryn與團隊選擇的詮釋方法，使觀眾就算不了解背後的故事，也能對噴泉產生深刻的體會。
從噴泉的形態，則可見Kathryn地景概念的實踐：噴泉低矮的外型就像是一種地形，順著地勢起伏在草地中形成一個環，有時是座椅、有時平坦的可以直接跨過去；環繞著人，也被環境圍繞。Kathryn重視作品必須要能融合於周圍既有的環境：「不是為了從空中觀賞，而是為了能被體驗。」她希望人們能體驗，並且享受這件作品。「待人們來野餐、孩童能在這裏遊戲，我的工作就結束了，戴安娜噴泉成為了大家共有的。」Kathryn在作品的紀錄影片[4]中說道。怎料開放後，卻有孩童因戲水滑倒而受傷，人們一度禁止進入噴泉。幸好後來又開放，才得以完整維持住最初設計的體驗方式。
多年後再談起此案，Kathryn坦言今日的她仍會覺得是個非常好的案子。數十年來人們的正面回響不斷，甚至被票選為「僅次於倫敦眼，最能代表英國的建築作品」，作為一個設計者，Kathryn說她「不能再要求更多了。」
戴安娜噴泉為何重要？在於其「感性」所產生的「感受性」。花崗岩的刻紋，是設計者所再現的自然。人們透過身體閱讀這些紋路，眼前的噴泉竟與記憶中的河川重疊了，讓人不禁覺得自然多麼可愛。就像透過藝術家的眼睛再次審視自然，戴安娜噴泉所帶來的體驗，與觀賞藝術品的經驗類似。這使它在不僅是一座成功的紀念碑，更是能喚醒與重建人們內心對於自然情感的地景雕塑作品。
瓦倫西亞中央公園案
若說戴安娜噴泉激發了個人對歷史與自然的感受，瓦倫西亞中央公園案（Parque Central, Valencia）則是嘗試用多元空間與活動，凝聚瓦倫西亞全體居民對城市的情感。如訪談中Kathryn談到當代專業者的其中一項使命是：「如何找出在都市裡擁有自然的方法，並且使這個自然保有其能力。」[5]在此脈絡下，此案可視為她與團隊對前述理念的詮釋與實踐。不是透過幾棵樹，而是以佔去公園一半以上面積的植栽與未來涵養其中的物種，讓自然回到瓦倫西亞的生活中。
2011年，Gustafson Porter + Bowman作為主導團隊，以「萃取當地的歷史、文化與地形特質，並串聯重要的生態區，企圖創造永續的都市公共空間」為概念，協同其他建築與技術單位贏得了國際競圖。本案的任務，是將位於瓦倫西亞市中心、過去佈滿鐵路的基地重新活化。工程總面積約23公頃，與鐵路地下化工程並行，目前僅完成第一期。最終將會連結另一塊占地43公頃、新興的住宅區，成為瓦倫西亞重要的公共場域。
設計團隊將公園定位為城市重要的文化與自然聚集地，想像公園成為一個個承裝著藝術、活動、人物、山水、歷史與文化的「碗」。利用重塑地形、水、植栽與基地中現有的建築物去進行空間的定義。除了覆以大面積的綠植，特別回顧了瓦倫西亞傳統的灌溉農業文化，將一區土地用於種植農作，為當地特色農田（Huerta）的演示。嘗試突破都市人將自然作為娛樂消遣的既定印象，回到萬物生養於自然的認知。
因此瓦倫西亞中央公園除了作為都市居民休閒、活動的重要綠地，更是重要的教育空間。實為一個以景觀設計聚集多重議題的案例。這樣的作法，就如同Kathryn所述，地景作為一種複雜的空間體驗，不僅地景專業者需要懷有這樣的意識進行設計，大眾也須要具備這樣的環境認知。Kathryn與其團隊提供了一種介入的方法：以情感為繫帶；讓人從對自然有正確的認識、懷有適當的情感開始，再次找回環境的平衡。
郭中端的地景觀：以自然療癒環境
同樣為一位對自然懷抱濃厚情感的景觀建築師，郭中端被問及如何看待自然，她以都市景觀作為對比：「都市裡頭就是人造的景觀，可能裡頭會有一小塊地方，下雨積了水、長了草，成為了短暫的荒地，屬於自然給我們的一個小美景，但往往很快就會被鏟掉......都市裡不容易看見自然。」可見都市路樹、草皮、花卉、河川，就算引來了鳥與松鼠，仍不會讓都市在人們心中就此變成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原來就有的、理所當然就在的東西。」郭中端說道，表示這不是物質的問題，關鍵在於地貌的「製造者」與存在的「目的」不同。「譬如錦鯉是人培育出來的，大自然裡沒有錦鯉。我們常常都會覺得大錦鯉很棒，那其實是我們在炫耀自己做出來的成果。」
郭中端與團隊「中冶環境造形顧問」的專業是利用近自然工法與生態工法解決環境問題。對於自然，郭中端覺得虧欠：「我們跟其他的生命體共存的時候，我們應該留一些空間去給其他的生物生存，這就是我們（中冶）正在做的。所謂棲地復育、棲地再生、生態保育，其實是在做贖罪的事情。」郭中端做案子看過太多殘破的土地，也深知自然再生的力量。因此中冶的每個案子，都十分積極地師法自然。
郭中端不諱言，景觀既然是人想出來的工程，就不可能是為了修復自然。「修復自然是我們偷偷的心願，業主想的往往是其他的東西。」而當設計者一路堅持，經歷了重重磨難，工程終於宣告完工的那刻起，卻還需至少十年，才能有「可觀的景」，這就是景觀案的特質。郭中端說如果工程做得好，自然的力量才能接手使物種的復育落實，待經歷百年，才有機會變成風景，才是真正對自然的修復。對於「風景」的詮釋，郭中端的答案非常有意境：「就像是一處水灣，什麼都沒有動卻跑出來大肚魚，那時候就開始有風景了。」相比於錦鯉是創造來滿足人類的觀賞慾望，大肚魚在自然的生物鏈中有他的角色，他的不請自來，代表自然又悄悄回到了這個場域。這也是郭中端心目中案子最理想的狀態：「綜觀所有，我最滿意的案子是明池。做案子的時候有時間慢慢思考，一邊觀察山上的環境一邊調整。多年後已經分辨不出來哪邊是人做的、哪邊是自然就有的。」
北投溫泉親水公園案
與郭中端談話，可以發現她非常注重恢復一個地方原本的風貌，這也是她與團隊「中冶環境與造形顧問」長期切入案子的角度。例如北投溫泉親水公園一案，中冶將原本位於北投溫泉博物館前的人行道與大排水溝恢復了日治時期的河道風貌。起因是團隊在做歷史調查時，發現了一張河道景致的舊照片，曾有人在河道中連續的小瀑布旁拍婚紗照。根據日治時期的紀錄，這樣的「瀧」[6]在河道中共有五處，但在當時的郭中端眼前，只有灌滿水泥的排水溝與停車場。
郭中端與團隊決心將河道復原成原始的河床，並規劃了砌石邊坡，而非選用人造的磚或水泥。修復的工程往往比起新做更困難，在拆除時就必須格外小心。由於當時並不能準確指認舊河道的位置與深度，為了怕傷及原始河床石，要求施工單位先在三面光的水溝底鋪上舊床墊與榻榻米，用小怪手慢慢開挖。好不容易將河道上的垃圾與水泥都清運完畢，卻發現河道的比例與原本預想的尺寸不同，有大面積的河道邊坡需要填補，但礙於合約規定不能辦理變更設計增加工程經費，是此案最大的難關。「有時候是老天爺冥冥之中有一些幫忙。」郭中端感慨。恰巧當時施工的廠商在台北港挖到許多大石塊，有賴這些石頭填補邊坡，工程才得以維持理想的效果。
如此歷經波折與費力，郭中端稟持的初衷其實很單純：「原來是什麼樣子，就想要恢復成那樣。」日治時期，北投溫泉產業蓬勃發展，1911年闢建了北投公園，隔兩年設立了公共浴場（現今北投溫泉博物館），在日本政府的加速帶動下，泡湯文化風靡一時，一路延續到民國60-80年。中冶的決定，乍看是為了重現日治時期的空間場景，與周圍的日式建築景觀相合。但細究郭中端的談話脈絡，可知歷史的考量其實只佔了一部分。雖然是以歷史造型為本、以日式工法為輔，但恢復瀑布的目的，最主要還是為了修復溪與人的關係，讓今日的人能重新「親水」，使河道成為都市人與自然互動的場域。
中都濕地公園案
隨著高雄港發展，愛河邊的濕地被陸續填平開發。中都濕地公園的基地，距離愛河口3.5公里、鹹水與淡水交會，在這波地景變遷中，先是在1950年代成為了合板工廠聚集地，留下了嚴重污染，合板廠外遷之後，因土地不受喜愛，遂變成了垃圾場與廢棄物處理場。
中都濕地一案，是在「高雄市都會型濕地生態廊道串連計畫」的脈絡下產生，基地內包含公園用地與學校用地，旁邊是住宅區。「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對濕地的功能和概念都很模糊。」郭中端提到，濕地就像生態寶庫，涵養大量的物種，也是候鳥遷徙的重要中繼點。高雄沿海原本富有多處天然濕地，曾是台灣最重要的紅樹林棲地之一，必須盡力恢復。[7]經過竹東頭前溪濕地規劃案與其他多處河川整治的經驗，郭中端指出復育此地有兩個關鍵問題必須解決，即是「土」與「水」。
首先是「土」，基地中的污染物處理。若要將整座垃圾山向外清運，共計要有68萬台15頓的卡車，郭中端說：「我算過，高雄的交通大概要癱瘓半年。因此我發明了一個詞叫『就地正法』，所有的壞蛋就在原地處理。」即是將廢土檢驗後，就地以一公尺厚的乾淨的土壤覆蓋並種上氣候適宜的原生植物，希望藉植物的力量改善土質。另外也以同樣作法在湖中堆出兩座小丘，預留給水鳥使用。
「水」的整治，除了水污染，還有水的鹹度。中冶規劃將鄰近重劃區所蒐集的地表雨水整合進來，形成完整的水資源利用體系，以適度的鹹水復育濕地紅樹林、再利用雨水澆灌陸地樹木，雙管齊下淨化環境。但礙於案件劃分，部分住宅區的水源未能引入，郭中端一度擔心水源不夠，好在有驚無險，多年觀察下來，紅樹林復原良好，長得十分茂盛。
滿足了自然的條件，更還要適度滿足人的需求。郭中端說，原本設計的吊橋只有30公分寬，一次只能走6個人，希望藉此控制登島的人數，讓自然有足夠的時間好好復育。但是市政府希望能放寬一些，以確保相關人士能夠通過。里長也要求要讓民眾方便到島上休閒。作為回應，郭中端將橋寬增加到45公分，但仍維持一次6-8人通過的限制，在自然與人之間折衷處理。
中都濕地公園一案的歷程，恰巧展現了自然與人對於地景的交互作用力。人對於原始環境的破壞引發了問題，遂希望以模仿自然的方式解決，卻又碰上自然來攪局，八八風災將原本的覆土沖去大半。但也是在自然的幫忙之下，以強烈的生命力解決了這些危機，讓種下的植物得以生長。如此糾葛，也難怪讓中冶始終與自然保持著謙卑與密切的合作關係。
綜觀兩案與郭中端的談話，可以歸納出她與中冶所懷抱的地景概念是「療癒」：透過恢復原貌以修補遭到破壞的關係。所主張的「恢復」，並不能解讀為直觀的「形的恢復」，而是恢復空間中曾經存在的角色關係。例如北投一案恢復的是人與水的關係；中都濕地一案則是恢復生態與土地的關係。並且，一味地追求恢復原貌是不切實際的，畢竟地景經過變遷，舊的形式往往已經無法解決當下的問題，調整與人的關係更是成功的關鍵。
多年後再次提及經手的案子，郭中端坦言效果仍「強差人意」，覺得人做得還不夠，也必須讓自然再多幫忙。「如果我們能夠跟自然的關係維護的好，其實受益最多的就是我們人的生活環境。不只是屋子裡的環境，而是整體環境就會好起來。」郭中端認為，台灣當代最迫切的地景議題還是復育自然。社會亟需找回與自然共存的知識與情感，而不是只想著開發。郭中端近期正積極推動中油高雄煉油廠的保存與綠化，因為比起花費鉅款換土然後開發（試問何處來接收這天文數字的污土？），就地以植物淨化土地污染、留給下一代一片乾淨的綠地才是此案最好的解法。「台灣有很多很好的原生植物，可是我們都一直沒有辦法好好利用。」彰顯環境原有的東西，郭中端自詡是從現在到未來都肩負著的重要任務：「台灣還在一個新舊觀念交替的階段，還沒有建立起來自己的特殊性。我們的文化，就是從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是人跟這裡的自然的一個綜合體。台灣還沒有準備好，要繼續努力。」
宋鎮邁的地景觀：以環境重構生活
宋鎮邁在描述如何覺察環境時，用的詞是「棲地」。訪談中，被問及如何看待自然與都市的不同，宋鎮邁回答：「我很難想像自然是什麼，但是如果是說『棲地』我就可以想像。」對宋鎮邁來說，不管都市環境或是自然環境，都是一種棲地，只是條件與生存的物種不一樣。
宋鎮邁從小在台北市中心長大，與自然的接觸並不多。對於自然的理解，建構於過去在賓大求學的經驗。那時為了研究，去到原始的沼澤划船、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觀察河道與堤防的關係。賓大的老師，會在課堂要求學生輪流「說說你們的『棲地』」，也就是介紹自身的成長環境。宋鎮邁回憶，其中一位同學從小住在森林旁，放學後就在樹林裡玩耍長大。如此迥異的成長經驗與空間認知，對當時的她造成很大的衝擊。但宋鎮邁也表示，這不代表都市成長的孩子一定對自然無感：「我們在自然的環境裡，自然也在我們的環境裡。」「如果我從小就是住在森林的那樣的棲地，對自然我可能會有一個鄉愁；但如果我是在都市棲地裡生活的人，我怎麼看待自然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Return（回歸），或要去Recover（復原）的想法，而是去Reimagine（重新構想）。」
也是美洲大陸的地理環境，讓宋鎮邁對地景有了不同的思考。她將在美國的經驗形容為：「怎麼在都市設計的架構下，去理解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的地緣政治思維（geopolitical）。」不同於台灣的海島型思維，大陸型（continental）思維對於環境的認知，是沒有邊界的，人類更能輕易的擴張自己的棲地、從自然手中掠奪空間。「一切都是關於生存。」（It’s all about survival.）這是宋鎮邁體會到，地景變遷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今日環境意識興起的原因：「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與其他物種本來就存在著競爭關係，但為了與自然共存，我們要怎麼樣在這個『棲地爭奪戰』裡，不過度霸佔別人的資源，也能找到一條適合的路生存下去。」
在如此脈絡下，宋鎮邁認為當代都市中最急迫的景觀議題，是必須解決「生活模式」（Lifestyle）與環境之間的衝突。「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都市的生活模式持續在變，未來改變會更快速。而目前居住的環境，其實是上一個世代規劃的結果。」對宋鎮邁來說，她這一個世代的任務，就是去理解既有的模式，然後做出適切的回應，決定去改變或者保存。因此，宋鎮邁與團隊「Ecoscope一口規劃設計顧問」目前主要探索的議題，皆是關於人的居住空間與都市環境。
基隆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港區整體規劃案
對於基隆嶄新的公共空間與生活模式，在宋鎮邁與團隊的研究與想像之下，是一種
「不那麼便利，卻更人本的移動與生活方式」。這個概念來自於對都市精神的反思，宋鎮邁認為，城市生活應該要慢一些。不該讓便利性成為城市發展的唯一追求、成為都市生活的唯一價值；城市中會有有好的聚集經濟，同時也要有完善的生活機能，並且滿足居民與公眾接觸的需要。「雖然住在都市沒有那麼多接觸自然的機會，卻可以有很好的開放空間；不一定要是公園綠地，也可以是非常令人嚮往的都市廣場。」宋鎮邁說，國門廣場的設計要能落實，必須要依靠對當下基隆生活模式的研究，以及廣場周邊完善的配套措施。
Ecoscope梳理基隆自城市交通、在地生活、遊客結構、商業特色等城市脈絡，將空間需求進行歸納。以空橋系統之垂直元素定義國門廣場，透過完善的港區步行系統展望並迎接國際郵輪港賓客，配合水環境改善計畫，提升基隆港水岸的公共品質，有魚有鳥，一併帶入周邊山脈綠意。期望藉由這樣的規劃，讓市民願意將移動的身姿慢下來。能享受在城市中的漫步而非過度仰賴交通工具的便利，而形成更多的交通問題；在效率先決的時代中，反思城市在環境中的責任與定位，邁向生態文明（Ecocivilization）。
從宋鎮邁的言談之中會發現，「紅線」並不是Ecoscope做設計時首要關注的東西。Ecoscope做設計的方法，是大量的事前研究，範圍並不特別限制，視需求跨越國界、領域、甚至物種，都是常有的狀態。宋鎮邁自嘲這是很笨的做法，因為往往做研究就用去7到8天，等標期卻不論案子大小，都不會超過21天。「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不做這件事情，好在團隊都並不會覺得是在白做工。」宋鎮邁說除了研究（Research-based），Ecoscope也會利用視覺模擬（Visual-based）與大量的模型（Model-based）來幫助發展設計、確認設計的空間感與環境關係。一開始就會用3D列印模型出來研究。隨著案子發展，更會不斷產出各階段的設計模型與施工模型。最後也真的在工地派上用場。
捷運中山雙連段帶狀公園改造工程規劃設計案
捷運中山雙連段帶狀公園改造工程規劃設計案（後文中稱為中山雙連帶狀公園規畫案），便是一個這樣的案例。此案是Ecoscope第一次主標的大型規劃案，也是第一個實際施工的公共工程案。基地是狹長的長方形，從捷運中山站以北至雙連站以南，面積共計1.96公頃。全案設計內容包含地面的帶狀公園規劃、半地下的戶外廣場、地下的爵士廣場，及部分地下商店街。Ecoscope主要負責地面的景觀再造與都市動線整理。預景設計及好立設計則分別負責半地下的戶外廣場、爵士廣場以及地下商店 街的公區更新。Ecoscope由城市區位的角度切入分析，發現此區位於西區門戶計畫及圓山花博園區南北向綠廊的中繼點，若在此創造一都市綠廊，串連多處重要開放空間及商圈市集，能使城市生活能在綠帶中延伸流動，將台北的開放空間串聯起來。
因此Ecoscope的設計概念，是「增加綠化」與「創造流動性」。策略上，選擇採用曲線的量體與鋪面紋理，整合地表雜亂的捷運通風豎井與花圃，並新增了許多座椅，企圖在中山區密集的地表紋理中創造更有機、更舒適的穿越與停留空間。目前這個案子還在施工階段。團隊的策略，是透過施工模型盡可能去模擬實際施作的過程，預想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以決定在現場如何對營造廠解說。例如清水模工程，就做了一座1/10的模型去研究如何分縫。
宋鎮邁坦言，就算當初仔細地畫了六百多頁的施工圖，現場還是會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諸如事先未知的隱蔽部分、放樣與施作誤差等。這些都有賴設計團隊、顧問團隊、與現場施工團隊一起合力解決。對於有機形狀結構體在工程中的落實，Ecoscope選擇用抿石子作為公園中花台及鋪面的材料，保持圖說與現場條件之間的彈性，適度化解不可預期的工程界面變因。但宋鎮邁強調，如果是有涉及結構安全的部分，就絕對沒得商量。
Ecoscope在此案重新設計了捷運與地表站體，並於公園中增設了幾處不同尺度的抬升空間，橫跨景觀與建築。詢問宋鎮邁如何待這兩種專業之間的分野，她說對她個人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在教育訓練中養成的科目不同，大家關心的事情是一樣的。建築師也可以做景觀，景觀師也可以做建築。更重要的是在每一個案子裡，使專業之間溝通順暢、互相激勵，多方都能獲得愉快經驗與成長。也因此，宋鎮邁與合夥人並不會去限縮公司發展的方向，她強調團隊還很年輕，不排斥接觸其他尺度與環境的案子。景觀的訓練帶給宋鎮邁很好的包容性，都是同一個江湖：「江湖裡會發生很多事情，我們想學的很多，不知道的東西也很多，都會想要試試看。我們不急著去定義這個scope是什麼。」
地景是誰的工作？
本文除了為讀者嘗試解密作品與其背後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場當代地景價值的探尋。嘗試於有限的篇幅中盡可能展開討論的廣度：從地景藝術（11分鐘的線）、景觀雕塑 （戴安娜噴泉）、到自然環境工程（瓦倫西亞中央公園案、北投溫泉親水公園案、中都濕地公園案）與都市景觀工程（基隆港區整體規畫案、中山雙連帶狀公園規畫案）。透過作品解析與親自訪談，嘗試解讀在這三位不同面向的專業者心中，地景意識的異同。如同卡特琳・古德（Catherine Grout）鼓勵去了解每個獨特的地景概念與其背後的文化屬性。本次試圖以專業者面對環境的姿態與歷程為鏡，重新看見這些地景／景觀作品。此次專欄的最終的目的，是期望能呈現當代地景創作／景觀工程所面對的複雜性與能力。
最後我們必須要問的，是「究竟地景的問題是誰的工作？」借用Kathryn Gustafson的話：「越是去定義事物的界線，能學到的就越少。」[8]地景在當代已然是一個包山包海、包括自然也包括人造景觀的概念。現今環境中的生態與文化議題，需要所有的空間專業者共同面對。在實務上，多方合作共同完成案子的模式早已行之有年。畢竟建築與景觀的分野如同自然與都市，難以用清晰的一條線一分為二。更需要探討的，是不論面對何種環境，身為專業者的我們該具備什麼樣的地景觀念。
經歷多年的地景創作，林瓔最新的計劃叫做「什麼消失了？」（What is Missing?），以互動網頁為媒材的多媒體藝術創作，實時更新紀錄著自然界中消失的物種。林瓔說這是她「最後的紀念碑」設計，即為向消失的物種致敬。以期能喚起更多人對於生態保護議題的重視。作為同樣以土地為素材的建築與景觀創作者，往後在面對筆下的每一棵植栽、基地中的每一分自然，我們必須時時保持清醒，不讓自然成為滿足慾望的工具；同時作為人類社會的服務者，我們也要嘗試適度抑制與教育，不讓人類的慾望破壞自然。
宋鎮邁描述地景工作是：「快不得也慢不得，輕不得也重不得。需在這個輕重緩急之間找到一個對的時空點來溝通。」郭中端說：「人做一半，天做一半。」大眾需要理解自然是人類情感的依存、是美感的教室、更是生存的夥伴。專業者應協助群眾建立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模式。找回過去山水畫、風景畫中，那份對於自然真摯的欣賞與喜愛，並學習觸碰自然的正確姿勢。我們必須牢記「每一次觸碰地景，就是同時觸碰土地、文化、與歷史。」[9]Kathryn Gustafson提醒著。別忘了地景的包容性、複雜性與它強大的渲染力。
[1] 摘要自卡特琳・古德（Catherine Grout）《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再現》，2009遠流，p.14-17
[2]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句為：”It’s very important you try to understand what the exclusions are.“
[3]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文用語為：”Accessibility in a much broader view.“
[4] 短片”Diana Remembered“，Gustafson Porter + Bowman官網。
[5]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句為：“It’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have natures in a city and it still has a couple of ability.”
[6] 日文的瀑布，漢字寫作「瀧」。郭中端在著作《護土親水》中，以「瀧」稱呼北投一案的瀑布景觀。
[7] 2014，郭中端《護土親水》 ，2014本事文化，p.190
[8]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句為：”The more you confine things, the less you learn form them.“
[9]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句為：“Everytime you touch a landscape, you touch history, you touch culture, you touch nature. So how do you do that? You have to look all those things.”
原文連結：https://ppt.cc/fce0nx
2004年，林瓔（Maya Lin）在瑞典的一處藝術基地（The Wanås Foundation）發表了作品「11分鐘的線」（Eleven Minute Line）。彷彿上帝簽名般，流暢的線條化作了一道連續將近500公尺的土丘，從地表微微隆起，在陽光照射下，側面打出了清晰的陰影。靠近這條線，會發現土丘實際可高達3.6公尺，頂部被均勻整平，恰巧是可供一人行走的寬度。
這件作品的意圖是實驗僅用一條二維的線，創造出三維空間的可能性。從高處看，會覺得創作手法十分粗暴。藝術家刻意將作品獨立於周圍的環境，以凸顯它的偉大。但實際進入這件作品，看見起伏的地景背後便是樹林。不管是遠道而來欣賞藝術的人們，或是鄰近牧場放養的牛，都會忍不住行走於這連綿的土丘之上，在大地間反覆移動著身體。視覺與空間經驗都和自然環境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作品的靈感來源，其實來自林瓔的家鄉，俄亥鄂州（Ohio）的史前原住民遺址「巨蛇丘」（Serpent Mound）。這座墳塚宛如一條扭動的大蛇。蛇頭、蛇尾與身體的皺褶都分別朝向特定的太陽方位。當歐洲拓荒者看到這座曲線流暢的人工地景，他們並不相信美洲原住民擁有相當的工程技術，這應該是由「更高文明的歐陸先民」所留下來的遺址。而在千年之後，在歐陸北端的瑞典，林瓔嘗試以型態相似的地景，去連結美洲與歐洲這兩塊土地。使得這一條線，是空間的體驗、是文化的串連、也是對歷史的省思。將地景多維的特質與其蘊含的強大能量表露無遺。
擁有「地景意識」
「地景」就是如此一個可以乘載複雜意義的空間概念。不同於「自然」指稱著天地萬物與系統，人類只佔其中的一小部分；「地景」的概念是以人為主體，從人出發，關於人如何主觀審視自然、觸碰自然，具有明確的主從關係。如前述的地景藝術創作，往往彰顯了對於自然的各種慾望、也探討著人如何把自然當作媒介、載體、或者工具。
自然是什麼時候成為了人類凝視的客體？在西方，從語言與藝術史來看，轉捩點約在十五世紀。與風景／地景相關的詞彙最早出現於荷蘭語，描述著「一塊土地」（Landschap）。在法國，類似一詞則最早出現在藝術領域，使用者是畫家。可見藝術創作往往是帶領思考的先鋒，也突顯了圖像研究是理解地景概念的重要起點。「風景畫」除了美學價值，更有其所蘊含的社會與文化意義。
卡特琳・古德（Catherine Grout）認為，十五世紀以前的圖像裡，人對於地景的描繪，「充其量只是代表著有活動產生的地方」，與之後的地景圖像所代表的意義完全不同。十五世紀以降的圖像，開始可以讀到畫家對透視的運用、氣氛的營造，以及想要引發觀者產生「內在經驗」的設計。古德強調，不管是剖析平面的風景圖像或立體的地景作品，都相當於去了解每個獨特的地景概念，進而得知其背後的文化屬性——從對於作者本身的解剖，到作品見證了各種土地上的事件。特別在當代，危險與混亂的呈現多過於過去單純和諧的關係。[1]
目前主流的理解，中文的「風景」與「地景」二詞具有不同的意義。雖然同樣以人為主體，風景指的是純粹的自然風貌，如「風景畫」與「風景攝影」；地景則指自然環境中的人為景觀，如「文化地景」、「地景藝術」等。為有所區別，都市環境中的人造地貌，配合其專業領域，普遍是以「景觀」或「景觀建築」稱之。由此可見，如同我們不會用「風景」來指稱都市景觀，在以人為主體的地表認知系統裡，「自然」與「都市」是兩種迥異甚至相斥的空間概念，被畫上了清楚的界限。儘管在現實的地表上難以指認出任何界線的存在，我們還是習慣分開討論。
而在地表已高度都市化、廣泛被人類介入的今日，「地景」一詞所代表的意義其實早有擴展。「地景」不僅用於描述人與自然，也能描述人與其他物質環境的關係。例如朱津（Sharon Zukin）的「權力地景」（Landscapes of Power）一書，指的就是都市與社區。在專業領域的討論裡，「地景」與「景觀」也常被混用於指稱地上景觀。這樣的演變並不奇怪，根據統計，世界的都市人口在1950年才僅有30%，2018年卻已達到55%，台灣未來甚至會有9成的人口居住於都市。探討人造環境的頻率與需求，早已遠超過了自然環境。「原始自然」之於人，已然變成十分陌生的空間體驗與概念。重建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啻是當代各領域的重要課題。而對此的疑問是：在空間領域，專業者該如何參與其中？在歷史的地景變遷下，當代該正視的議題又是什麼？
Kathryn Gustafson的地景觀：以情感保護自然
問題的答案，Kathryn建議回頭看看西方公園發展史。若仔細抽絲剝繭，會發現這一切源自於人類對自然的喜愛。而這份愛意卻逐漸扭曲，變成「佔有慾」與「物化」的表現，人們開始把自然視為娛樂與消遣的工具；人對自然的嚮往，加速了交通與觀光發展，人潮開始湧入自然的同時也開始摧毀自然。人就像恐怖情人，過度的熱情反而造成破壞。「事實上，旅遊業正在催毀我們的國家公園；旅遊業正在破壞我們的城市。因為觀光客不斷去到各處，而他們並不懂得如何善待土地。」目前居住在巴黎的Kathryn對此深有體會。
「我們必須要小心處理人對自然的易達性（Accessibility）。」Kathryn認為，這就是現今環境問題的原因，也是她正在研究的內容：「我對於人要如何親近自然而不破壞他、人們依然能旅遊，卻不會對當地環境造成破壞的方法很感興趣。」她同時也關注抽象概念上的易達性，例如以地景處理當代的文化議題：「專業者必須要確保自己的作品是『可以親近的』（Accessible）。不只是身體的親近，還必須要了解是什麼被排除在外。[2]不管性別、種族、富裕程度、教育程度都不該被排除。我們應該去探討更廣義的『無障礙』。[3]」
另一項該去除的障礙，是人類對自然的無知。Kathryn語氣強烈：「人必須了解自然是如何孕育生命、使萬物生長。唯有如此我們才會真正意識到，當你折斷一支樹枝，你是在傷害他。當你踩在樹根上，你也是在傷害他。」專業者有義務告訴大眾如何適度與自然相處，不斷透過教育、媒體等多方管道與大眾溝通，讓大眾理解自然的豐富與珍貴。「不能只顧生態，要尋回與土地之間的平衡，必須透過許多事物聯合才能辦到。」Kathryn認為尤其需要重視「情感面」。
成長於美國華盛頓州中部、被群山圍繞的沙漠小鎮雅基馬（Yakima）。Kathryn對自然深厚的情感來自她獨特的兒時經歷。她經常整天騎著馬在戶外活動，看著光裸的山脈在一天之中隨著陽光不斷變化色彩，「非常、非常的美麗。」Kathryn承認自己深受沙漠中原始、美麗的地貌所啟發。極端的環境也讓她對於生命有切身的體會。小鎮大部分的水源來自山上，被引導於灌溉植物與農作物。「水讓土地有了生命，大地依賴著水而活，人也依賴著水而活。」Kathryn因此鍾情於水。在她主導的作品中常常會見到水的身影，並且從那些柔軟的線條，不難發現她對於大地的形貌也同樣著迷。Kathryn選用黏土做為模型素材，就是為了恰當地再現心中所崇敬的真實大地。設計者的一舉一動都其來有自。
戴安娜‧威爾士王妃紀念噴泉
戴安娜‧威爾士王妃紀念噴泉（Parque Central, Valencia）（後文中簡稱為戴安娜噴泉）的名氣毋需多言。2004年由英國女皇親自揭幕，是倫敦海德公園必訪的景點之一。許多課堂會將此案視為經典的紀念碑設計案例，其代表性與林瓔（Maya Lin）的越戰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可說不惶多讓。
作為一個人物的紀念碑，戴安娜噴泉的設計概念就是來自戴安娜王妃的生平與人格特質。企圖再現王妃樂於與人互動、幫助他人的親民形象。Kathryn說，王妃的一生經歷了好幾個階段，有起有伏；有快樂的時候，也有艱難的時候。噴泉中水流多變的表情，就是在隱喻她的這一生。而一般人何嘗不也是如此，在一生中經歷心境的轉變。Kathryn與團隊選擇的詮釋方法，使觀眾就算不了解背後的故事，也能對噴泉產生深刻的體會。
從噴泉的形態，則可見Kathryn地景概念的實踐：噴泉低矮的外型就像是一種地形，順著地勢起伏在草地中形成一個環，有時是座椅、有時平坦的可以直接跨過去；環繞著人，也被環境圍繞。Kathryn重視作品必須要能融合於周圍既有的環境：「不是為了從空中觀賞，而是為了能被體驗。」她希望人們能體驗，並且享受這件作品。「待人們來野餐、孩童能在這裏遊戲，我的工作就結束了，戴安娜噴泉成為了大家共有的。」Kathryn在作品的紀錄影片[4]中說道。怎料開放後，卻有孩童因戲水滑倒而受傷，人們一度禁止進入噴泉。幸好後來又開放，才得以完整維持住最初設計的體驗方式。
多年後再談起此案，Kathryn坦言今日的她仍會覺得是個非常好的案子。數十年來人們的正面回響不斷，甚至被票選為「僅次於倫敦眼，最能代表英國的建築作品」，作為一個設計者，Kathryn說她「不能再要求更多了。」
戴安娜噴泉為何重要？在於其「感性」所產生的「感受性」。花崗岩的刻紋，是設計者所再現的自然。人們透過身體閱讀這些紋路，眼前的噴泉竟與記憶中的河川重疊了，讓人不禁覺得自然多麼可愛。就像透過藝術家的眼睛再次審視自然，戴安娜噴泉所帶來的體驗，與觀賞藝術品的經驗類似。這使它在不僅是一座成功的紀念碑，更是能喚醒與重建人們內心對於自然情感的地景雕塑作品。
瓦倫西亞中央公園案
若說戴安娜噴泉激發了個人對歷史與自然的感受，瓦倫西亞中央公園案（Parque Central, Valencia）則是嘗試用多元空間與活動，凝聚瓦倫西亞全體居民對城市的情感。如訪談中Kathryn談到當代專業者的其中一項使命是：「如何找出在都市裡擁有自然的方法，並且使這個自然保有其能力。」[5]在此脈絡下，此案可視為她與團隊對前述理念的詮釋與實踐。不是透過幾棵樹，而是以佔去公園一半以上面積的植栽與未來涵養其中的物種，讓自然回到瓦倫西亞的生活中。
2011年，Gustafson Porter + Bowman作為主導團隊，以「萃取當地的歷史、文化與地形特質，並串聯重要的生態區，企圖創造永續的都市公共空間」為概念，協同其他建築與技術單位贏得了國際競圖。本案的任務，是將位於瓦倫西亞市中心、過去佈滿鐵路的基地重新活化。工程總面積約23公頃，與鐵路地下化工程並行，目前僅完成第一期。最終將會連結另一塊占地43公頃、新興的住宅區，成為瓦倫西亞重要的公共場域。
設計團隊將公園定位為城市重要的文化與自然聚集地，想像公園成為一個個承裝著藝術、活動、人物、山水、歷史與文化的「碗」。利用重塑地形、水、植栽與基地中現有的建築物去進行空間的定義。除了覆以大面積的綠植，特別回顧了瓦倫西亞傳統的灌溉農業文化，將一區土地用於種植農作，為當地特色農田（Huerta）的演示。嘗試突破都市人將自然作為娛樂消遣的既定印象，回到萬物生養於自然的認知。
因此瓦倫西亞中央公園除了作為都市居民休閒、活動的重要綠地，更是重要的教育空間。實為一個以景觀設計聚集多重議題的案例。這樣的作法，就如同Kathryn所述，地景作為一種複雜的空間體驗，不僅地景專業者需要懷有這樣的意識進行設計，大眾也須要具備這樣的環境認知。Kathryn與其團隊提供了一種介入的方法：以情感為繫帶；讓人從對自然有正確的認識、懷有適當的情感開始，再次找回環境的平衡。
郭中端的地景觀：以自然療癒環境
同樣為一位對自然懷抱濃厚情感的景觀建築師，郭中端被問及如何看待自然，她以都市景觀作為對比：「都市裡頭就是人造的景觀，可能裡頭會有一小塊地方，下雨積了水、長了草，成為了短暫的荒地，屬於自然給我們的一個小美景，但往往很快就會被鏟掉......都市裡不容易看見自然。」可見都市路樹、草皮、花卉、河川，就算引來了鳥與松鼠，仍不會讓都市在人們心中就此變成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原來就有的、理所當然就在的東西。」郭中端說道，表示這不是物質的問題，關鍵在於地貌的「製造者」與存在的「目的」不同。「譬如錦鯉是人培育出來的，大自然裡沒有錦鯉。我們常常都會覺得大錦鯉很棒，那其實是我們在炫耀自己做出來的成果。」
郭中端與團隊「中冶環境造形顧問」的專業是利用近自然工法與生態工法解決環境問題。對於自然，郭中端覺得虧欠：「我們跟其他的生命體共存的時候，我們應該留一些空間去給其他的生物生存，這就是我們（中冶）正在做的。所謂棲地復育、棲地再生、生態保育，其實是在做贖罪的事情。」郭中端做案子看過太多殘破的土地，也深知自然再生的力量。因此中冶的每個案子，都十分積極地師法自然。
郭中端不諱言，景觀既然是人想出來的工程，就不可能是為了修復自然。「修復自然是我們偷偷的心願，業主想的往往是其他的東西。」而當設計者一路堅持，經歷了重重磨難，工程終於宣告完工的那刻起，卻還需至少十年，才能有「可觀的景」，這就是景觀案的特質。郭中端說如果工程做得好，自然的力量才能接手使物種的復育落實，待經歷百年，才有機會變成風景，才是真正對自然的修復。對於「風景」的詮釋，郭中端的答案非常有意境：「就像是一處水灣，什麼都沒有動卻跑出來大肚魚，那時候就開始有風景了。」相比於錦鯉是創造來滿足人類的觀賞慾望，大肚魚在自然的生物鏈中有他的角色，他的不請自來，代表自然又悄悄回到了這個場域。這也是郭中端心目中案子最理想的狀態：「綜觀所有，我最滿意的案子是明池。做案子的時候有時間慢慢思考，一邊觀察山上的環境一邊調整。多年後已經分辨不出來哪邊是人做的、哪邊是自然就有的。」
北投溫泉親水公園案
與郭中端談話，可以發現她非常注重恢復一個地方原本的風貌，這也是她與團隊「中冶環境與造形顧問」長期切入案子的角度。例如北投溫泉親水公園一案，中冶將原本位於北投溫泉博物館前的人行道與大排水溝恢復了日治時期的河道風貌。起因是團隊在做歷史調查時，發現了一張河道景致的舊照片，曾有人在河道中連續的小瀑布旁拍婚紗照。根據日治時期的紀錄，這樣的「瀧」[6]在河道中共有五處，但在當時的郭中端眼前，只有灌滿水泥的排水溝與停車場。
郭中端與團隊決心將河道復原成原始的河床，並規劃了砌石邊坡，而非選用人造的磚或水泥。修復的工程往往比起新做更困難，在拆除時就必須格外小心。由於當時並不能準確指認舊河道的位置與深度，為了怕傷及原始河床石，要求施工單位先在三面光的水溝底鋪上舊床墊與榻榻米，用小怪手慢慢開挖。好不容易將河道上的垃圾與水泥都清運完畢，卻發現河道的比例與原本預想的尺寸不同，有大面積的河道邊坡需要填補，但礙於合約規定不能辦理變更設計增加工程經費，是此案最大的難關。「有時候是老天爺冥冥之中有一些幫忙。」郭中端感慨。恰巧當時施工的廠商在台北港挖到許多大石塊，有賴這些石頭填補邊坡，工程才得以維持理想的效果。
如此歷經波折與費力，郭中端稟持的初衷其實很單純：「原來是什麼樣子，就想要恢復成那樣。」日治時期，北投溫泉產業蓬勃發展，1911年闢建了北投公園，隔兩年設立了公共浴場（現今北投溫泉博物館），在日本政府的加速帶動下，泡湯文化風靡一時，一路延續到民國60-80年。中冶的決定，乍看是為了重現日治時期的空間場景，與周圍的日式建築景觀相合。但細究郭中端的談話脈絡，可知歷史的考量其實只佔了一部分。雖然是以歷史造型為本、以日式工法為輔，但恢復瀑布的目的，最主要還是為了修復溪與人的關係，讓今日的人能重新「親水」，使河道成為都市人與自然互動的場域。
中都濕地公園案
隨著高雄港發展，愛河邊的濕地被陸續填平開發。中都濕地公園的基地，距離愛河口3.5公里、鹹水與淡水交會，在這波地景變遷中，先是在1950年代成為了合板工廠聚集地，留下了嚴重污染，合板廠外遷之後，因土地不受喜愛，遂變成了垃圾場與廢棄物處理場。
中都濕地一案，是在「高雄市都會型濕地生態廊道串連計畫」的脈絡下產生，基地內包含公園用地與學校用地，旁邊是住宅區。「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對濕地的功能和概念都很模糊。」郭中端提到，濕地就像生態寶庫，涵養大量的物種，也是候鳥遷徙的重要中繼點。高雄沿海原本富有多處天然濕地，曾是台灣最重要的紅樹林棲地之一，必須盡力恢復。[7]經過竹東頭前溪濕地規劃案與其他多處河川整治的經驗，郭中端指出復育此地有兩個關鍵問題必須解決，即是「土」與「水」。
首先是「土」，基地中的污染物處理。若要將整座垃圾山向外清運，共計要有68萬台15頓的卡車，郭中端說：「我算過，高雄的交通大概要癱瘓半年。因此我發明了一個詞叫『就地正法』，所有的壞蛋就在原地處理。」即是將廢土檢驗後，就地以一公尺厚的乾淨的土壤覆蓋並種上氣候適宜的原生植物，希望藉植物的力量改善土質。另外也以同樣作法在湖中堆出兩座小丘，預留給水鳥使用。
「水」的整治，除了水污染，還有水的鹹度。中冶規劃將鄰近重劃區所蒐集的地表雨水整合進來，形成完整的水資源利用體系，以適度的鹹水復育濕地紅樹林、再利用雨水澆灌陸地樹木，雙管齊下淨化環境。但礙於案件劃分，部分住宅區的水源未能引入，郭中端一度擔心水源不夠，好在有驚無險，多年觀察下來，紅樹林復原良好，長得十分茂盛。
滿足了自然的條件，更還要適度滿足人的需求。郭中端說，原本設計的吊橋只有30公分寬，一次只能走6個人，希望藉此控制登島的人數，讓自然有足夠的時間好好復育。但是市政府希望能放寬一些，以確保相關人士能夠通過。里長也要求要讓民眾方便到島上休閒。作為回應，郭中端將橋寬增加到45公分，但仍維持一次6-8人通過的限制，在自然與人之間折衷處理。
中都濕地公園一案的歷程，恰巧展現了自然與人對於地景的交互作用力。人對於原始環境的破壞引發了問題，遂希望以模仿自然的方式解決，卻又碰上自然來攪局，八八風災將原本的覆土沖去大半。但也是在自然的幫忙之下，以強烈的生命力解決了這些危機，讓種下的植物得以生長。如此糾葛，也難怪讓中冶始終與自然保持著謙卑與密切的合作關係。
綜觀兩案與郭中端的談話，可以歸納出她與中冶所懷抱的地景概念是「療癒」：透過恢復原貌以修補遭到破壞的關係。所主張的「恢復」，並不能解讀為直觀的「形的恢復」，而是恢復空間中曾經存在的角色關係。例如北投一案恢復的是人與水的關係；中都濕地一案則是恢復生態與土地的關係。並且，一味地追求恢復原貌是不切實際的，畢竟地景經過變遷，舊的形式往往已經無法解決當下的問題，調整與人的關係更是成功的關鍵。
多年後再次提及經手的案子，郭中端坦言效果仍「強差人意」，覺得人做得還不夠，也必須讓自然再多幫忙。「如果我們能夠跟自然的關係維護的好，其實受益最多的就是我們人的生活環境。不只是屋子裡的環境，而是整體環境就會好起來。」郭中端認為，台灣當代最迫切的地景議題還是復育自然。社會亟需找回與自然共存的知識與情感，而不是只想著開發。郭中端近期正積極推動中油高雄煉油廠的保存與綠化，因為比起花費鉅款換土然後開發（試問何處來接收這天文數字的污土？），就地以植物淨化土地污染、留給下一代一片乾淨的綠地才是此案最好的解法。「台灣有很多很好的原生植物，可是我們都一直沒有辦法好好利用。」彰顯環境原有的東西，郭中端自詡是從現在到未來都肩負著的重要任務：「台灣還在一個新舊觀念交替的階段，還沒有建立起來自己的特殊性。我們的文化，就是從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是人跟這裡的自然的一個綜合體。台灣還沒有準備好，要繼續努力。」
宋鎮邁的地景觀：以環境重構生活
宋鎮邁在描述如何覺察環境時，用的詞是「棲地」。訪談中，被問及如何看待自然與都市的不同，宋鎮邁回答：「我很難想像自然是什麼，但是如果是說『棲地』我就可以想像。」對宋鎮邁來說，不管都市環境或是自然環境，都是一種棲地，只是條件與生存的物種不一樣。
宋鎮邁從小在台北市中心長大，與自然的接觸並不多。對於自然的理解，建構於過去在賓大求學的經驗。那時為了研究，去到原始的沼澤划船、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觀察河道與堤防的關係。賓大的老師，會在課堂要求學生輪流「說說你們的『棲地』」，也就是介紹自身的成長環境。宋鎮邁回憶，其中一位同學從小住在森林旁，放學後就在樹林裡玩耍長大。如此迥異的成長經驗與空間認知，對當時的她造成很大的衝擊。但宋鎮邁也表示，這不代表都市成長的孩子一定對自然無感：「我們在自然的環境裡，自然也在我們的環境裡。」「如果我從小就是住在森林的那樣的棲地，對自然我可能會有一個鄉愁；但如果我是在都市棲地裡生活的人，我怎麼看待自然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Return（回歸），或要去Recover（復原）的想法，而是去Reimagine（重新構想）。」
也是美洲大陸的地理環境，讓宋鎮邁對地景有了不同的思考。她將在美國的經驗形容為：「怎麼在都市設計的架構下，去理解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的地緣政治思維（geopolitical）。」不同於台灣的海島型思維，大陸型（continental）思維對於環境的認知，是沒有邊界的，人類更能輕易的擴張自己的棲地、從自然手中掠奪空間。「一切都是關於生存。」（It’s all about survival.）這是宋鎮邁體會到，地景變遷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今日環境意識興起的原因：「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與其他物種本來就存在著競爭關係，但為了與自然共存，我們要怎麼樣在這個『棲地爭奪戰』裡，不過度霸佔別人的資源，也能找到一條適合的路生存下去。」
在如此脈絡下，宋鎮邁認為當代都市中最急迫的景觀議題，是必須解決「生活模式」（Lifestyle）與環境之間的衝突。「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都市的生活模式持續在變，未來改變會更快速。而目前居住的環境，其實是上一個世代規劃的結果。」對宋鎮邁來說，她這一個世代的任務，就是去理解既有的模式，然後做出適切的回應，決定去改變或者保存。因此，宋鎮邁與團隊「Ecoscope一口規劃設計顧問」目前主要探索的議題，皆是關於人的居住空間與都市環境。
基隆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港區整體規劃案
對於基隆嶄新的公共空間與生活模式，在宋鎮邁與團隊的研究與想像之下，是一種
「不那麼便利，卻更人本的移動與生活方式」。這個概念來自於對都市精神的反思，宋鎮邁認為，城市生活應該要慢一些。不該讓便利性成為城市發展的唯一追求、成為都市生活的唯一價值；城市中會有有好的聚集經濟，同時也要有完善的生活機能，並且滿足居民與公眾接觸的需要。「雖然住在都市沒有那麼多接觸自然的機會，卻可以有很好的開放空間；不一定要是公園綠地，也可以是非常令人嚮往的都市廣場。」宋鎮邁說，國門廣場的設計要能落實，必須要依靠對當下基隆生活模式的研究，以及廣場周邊完善的配套措施。
Ecoscope梳理基隆自城市交通、在地生活、遊客結構、商業特色等城市脈絡，將空間需求進行歸納。以空橋系統之垂直元素定義國門廣場，透過完善的港區步行系統展望並迎接國際郵輪港賓客，配合水環境改善計畫，提升基隆港水岸的公共品質，有魚有鳥，一併帶入周邊山脈綠意。期望藉由這樣的規劃，讓市民願意將移動的身姿慢下來。能享受在城市中的漫步而非過度仰賴交通工具的便利，而形成更多的交通問題；在效率先決的時代中，反思城市在環境中的責任與定位，邁向生態文明（Ecocivilization）。
從宋鎮邁的言談之中會發現，「紅線」並不是Ecoscope做設計時首要關注的東西。Ecoscope做設計的方法，是大量的事前研究，範圍並不特別限制，視需求跨越國界、領域、甚至物種，都是常有的狀態。宋鎮邁自嘲這是很笨的做法，因為往往做研究就用去7到8天，等標期卻不論案子大小，都不會超過21天。「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不做這件事情，好在團隊都並不會覺得是在白做工。」宋鎮邁說除了研究（Research-based），Ecoscope也會利用視覺模擬（Visual-based）與大量的模型（Model-based）來幫助發展設計、確認設計的空間感與環境關係。一開始就會用3D列印模型出來研究。隨著案子發展，更會不斷產出各階段的設計模型與施工模型。最後也真的在工地派上用場。
捷運中山雙連段帶狀公園改造工程規劃設計案
捷運中山雙連段帶狀公園改造工程規劃設計案（後文中稱為中山雙連帶狀公園規畫案），便是一個這樣的案例。此案是Ecoscope第一次主標的大型規劃案，也是第一個實際施工的公共工程案。基地是狹長的長方形，從捷運中山站以北至雙連站以南，面積共計1.96公頃。全案設計內容包含地面的帶狀公園規劃、半地下的戶外廣場、地下的爵士廣場，及部分地下商店街。Ecoscope主要負責地面的景觀再造與都市動線整理。預景設計及好立設計則分別負責半地下的戶外廣場、爵士廣場以及地下商店 街的公區更新。Ecoscope由城市區位的角度切入分析，發現此區位於西區門戶計畫及圓山花博園區南北向綠廊的中繼點，若在此創造一都市綠廊，串連多處重要開放空間及商圈市集，能使城市生活能在綠帶中延伸流動，將台北的開放空間串聯起來。
因此Ecoscope的設計概念，是「增加綠化」與「創造流動性」。策略上，選擇採用曲線的量體與鋪面紋理，整合地表雜亂的捷運通風豎井與花圃，並新增了許多座椅，企圖在中山區密集的地表紋理中創造更有機、更舒適的穿越與停留空間。目前這個案子還在施工階段。團隊的策略，是透過施工模型盡可能去模擬實際施作的過程，預想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以決定在現場如何對營造廠解說。例如清水模工程，就做了一座1/10的模型去研究如何分縫。
宋鎮邁坦言，就算當初仔細地畫了六百多頁的施工圖，現場還是會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諸如事先未知的隱蔽部分、放樣與施作誤差等。這些都有賴設計團隊、顧問團隊、與現場施工團隊一起合力解決。對於有機形狀結構體在工程中的落實，Ecoscope選擇用抿石子作為公園中花台及鋪面的材料，保持圖說與現場條件之間的彈性，適度化解不可預期的工程界面變因。但宋鎮邁強調，如果是有涉及結構安全的部分，就絕對沒得商量。
Ecoscope在此案重新設計了捷運與地表站體，並於公園中增設了幾處不同尺度的抬升空間，橫跨景觀與建築。詢問宋鎮邁如何待這兩種專業之間的分野，她說對她個人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在教育訓練中養成的科目不同，大家關心的事情是一樣的。建築師也可以做景觀，景觀師也可以做建築。更重要的是在每一個案子裡，使專業之間溝通順暢、互相激勵，多方都能獲得愉快經驗與成長。也因此，宋鎮邁與合夥人並不會去限縮公司發展的方向，她強調團隊還很年輕，不排斥接觸其他尺度與環境的案子。景觀的訓練帶給宋鎮邁很好的包容性，都是同一個江湖：「江湖裡會發生很多事情，我們想學的很多，不知道的東西也很多，都會想要試試看。我們不急著去定義這個scope是什麼。」
地景是誰的工作？
本文除了為讀者嘗試解密作品與其背後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場當代地景價值的探尋。嘗試於有限的篇幅中盡可能展開討論的廣度：從地景藝術（11分鐘的線）、景觀雕塑 （戴安娜噴泉）、到自然環境工程（瓦倫西亞中央公園案、北投溫泉親水公園案、中都濕地公園案）與都市景觀工程（基隆港區整體規畫案、中山雙連帶狀公園規畫案）。透過作品解析與親自訪談，嘗試解讀在這三位不同面向的專業者心中，地景意識的異同。如同卡特琳・古德（Catherine Grout）鼓勵去了解每個獨特的地景概念與其背後的文化屬性。本次試圖以專業者面對環境的姿態與歷程為鏡，重新看見這些地景／景觀作品。此次專欄的最終的目的，是期望能呈現當代地景創作／景觀工程所面對的複雜性與能力。
最後我們必須要問的，是「究竟地景的問題是誰的工作？」借用Kathryn Gustafson的話：「越是去定義事物的界線，能學到的就越少。」[8]地景在當代已然是一個包山包海、包括自然也包括人造景觀的概念。現今環境中的生態與文化議題，需要所有的空間專業者共同面對。在實務上，多方合作共同完成案子的模式早已行之有年。畢竟建築與景觀的分野如同自然與都市，難以用清晰的一條線一分為二。更需要探討的，是不論面對何種環境，身為專業者的我們該具備什麼樣的地景觀念。
經歷多年的地景創作，林瓔最新的計劃叫做「什麼消失了？」（What is Missing?），以互動網頁為媒材的多媒體藝術創作，實時更新紀錄著自然界中消失的物種。林瓔說這是她「最後的紀念碑」設計，即為向消失的物種致敬。以期能喚起更多人對於生態保護議題的重視。作為同樣以土地為素材的建築與景觀創作者，往後在面對筆下的每一棵植栽、基地中的每一分自然，我們必須時時保持清醒，不讓自然成為滿足慾望的工具；同時作為人類社會的服務者，我們也要嘗試適度抑制與教育，不讓人類的慾望破壞自然。
宋鎮邁描述地景工作是：「快不得也慢不得，輕不得也重不得。需在這個輕重緩急之間找到一個對的時空點來溝通。」郭中端說：「人做一半，天做一半。」大眾需要理解自然是人類情感的依存、是美感的教室、更是生存的夥伴。專業者應協助群眾建立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模式。找回過去山水畫、風景畫中，那份對於自然真摯的欣賞與喜愛，並學習觸碰自然的正確姿勢。我們必須牢記「每一次觸碰地景，就是同時觸碰土地、文化、與歷史。」[9]Kathryn Gustafson提醒著。別忘了地景的包容性、複雜性與它強大的渲染力。
[1] 摘要自卡特琳・古德（Catherine Grout）《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再現》，2009遠流，p.14-17
[2]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句為：”It’s very important you try to understand what the exclusions are.“
[3]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文用語為：”Accessibility in a much broader view.“
[4] 短片”Diana Remembered“，Gustafson Porter + Bowman官網。
[5]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句為：“It’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have natures in a city and it still has a couple of ability.”
[6] 日文的瀑布，漢字寫作「瀧」。郭中端在著作《護土親水》中，以「瀧」稱呼北投一案的瀑布景觀。
[7] 2014，郭中端《護土親水》 ，2014本事文化，p.190
[8]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句為：”The more you confine things, the less you learn form them.“
[9] 受訪者Kathryn Gustafson原句為：“Everytime you touch a landscape, you touch history, you touch culture, you touch nature. So how do you do that? You have to look all those th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