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如 | 非學非校，教育的代名詞
日期 : 2019-04-01
刊載於《建築師雜誌》No.532 2019/04月號，「建築相對論」 專欄： 112-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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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非校，教育的代名詞
前言
幾年前非常熱門的校園電影《我的少女時代》描述著1990年高中女生的青春愛情故事。劇情裏永遠不相信學生的訓導主任，帶著厚重近視眼鏡以聯考為目標的女主角，升學教育掛帥下A段班和B段班井水不犯河水的潛規則，便於巡視的單邊走廊的長條教室，以及男主角被罰跑50圈的大操場和司令台等背景，都是能引起台灣五六年級生共鳴的校園回憶。當年的填鴨式教育，以集中管理取代個別發展的壓抑氛圍，學生努力背著必須運用諧音才記得住的歷史事件，讀著一生都沒去過也不知道在哪裏的外國地理以及經濟作物，聽著老師自己發音都不甚正確的英文句型，練習一輩子都不會再用到的Sin/Cos及θ。以聯考為導向的教育制度，主導了我們的「少女時代」共同的校園空間。學校成為將知識打包分類塞到學生腦袋的工廠生產線，而一群青少年男女就有如加工生產出來的罐頭。裝的不夠滿的產品，就被聯考制度無情的下架進入冷凍食品區。
「學校」和「教育」兩個詞，長期被畫上等號。然而，「學校」到底是個制度，機構，還是個場所？制度會如何影響學校的校園規劃，而學校又該如何提供教育的多元想像？本期的建築相對論 「學校建築」，將聚焦在戴嘉惠+林欣蘋（下文簡稱戴+林）2002年後回台灣開業至今參與的幾個學校建築。透過與兩位建築師說明她們這十幾年參與的校園公共工程的軌跡，加上參與討論的WAT（台灣女建築家學會）理事長許麗玉建築師對台灣教育政策的補充說明，和筆者自身校園記憶重疊出來的脈絡重疊對應後，我們得以觀察出這些年台灣校園規劃的硬體需求如何因應著國家政策變遷，都市計劃發展，人口結構改變，教育改革，災後重建以及地方再生等因素，不斷被覆寫、重組、填空、局部刪除再置入的故事。她們的案子，有配合校園優質化運動的彰化信義國中小（圖1），配合教育改革多元教學的體育推廣而在陽明高中校園門口增建的學生活動中心（圖2）及新店高中學生活動中心（圖3），配合馬英九市長到總統時期推動全民運動，鷺江國中捐出部分校地作為公共使用的蘆洲國民運動中心（圖4），還有原校面積太小不敷使用，爭取校地20多年終於成功遷校的永建國小新建校園（圖5）。連看似與學校無關的明倫公共住宅案，基地都是原明倫國小廢校的校地再利用。這些由學校空間為起點譜出的城市傳說，讓學校不再是單純的學生的青春記憶，而是適應而變形的超彈性城市針灸點，其延伸出有趣的都市公共空間關係網，也讓我們看到校園建築不斷被再定義新機會。
歷史相對性—台灣的校園變形記
「現行的教育對孩子是殘忍的。我們逼迫他們為了虛無縹緲的以後而犧牲近在眼前的需求。我們將錯誤視為真理。這些
錯誤的智慧導致我們的教育永遠都在原地踏步，忽略了現實，卻汲汲營營追尋一個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的未來。」
盧梭在快300年前提出的理論，認為學習的欲望是由需要而產生。小朋友為了溝通會自然而然的學習說話，但學校卻要求學生學習文法結構以寫出優美的句型。將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在學生還不需要的時候，將知識學術化，系統性的灌輸給他們為了追求未來的成就，只會澆熄他們與生俱來對於求知的欲望。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協助學生「良好發展」，而非「強迫成就」。
反觀台灣早期的教育體質，就如同為了特定政治目的而採取的「強迫成就」手段。早期的荷西殖民以傳教為主設立了第一所學校。明清時期的書院，為了去除西方殖民文化而推廣儒學，以漢人文化的傳統書院和私塾形式居多。真正實施普及化的西式教育，則是從日治時期開始。1895年當時台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發表《台灣教育意見書》，主張以免費義務教育方式來普及日語，有效統治台灣。於是台灣總督府在士林的芝山巖成立第一所「國語傳習所」（今日士林國小的前身），招收台灣子弟入學學習日語，是台灣第一所小學，也是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發源地。後於1943年正式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大量興建小學。戰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遷台，配合威權國家體制，迅速控制人民和壓制本土文化和自主意識，以及去除日本殖民文化影響，建立「中國化」教育貫徹國家及政治意識型態的課程內容以國語文，歷史（中國歷史）及三民主義教育為主 。1949
年戒嚴時期為了控制思想，言論，出版，信仰自由的「黨化教育」，1956年打壓本土方言的「說國語運動」。到1968年總統
令「茲為提高國民智能，充實戡亂建國力量⋯⋯關於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迅即辦理。」 的命令頒佈後，以「復習民族文化，發展國家建設」並準備反攻大陸的目標的教育指導方針，國中校園開始「迅速」的在各地興建。學校成為貫徹政治的目的。自此，我們記憶中熟悉的校園場景，司令台集會操場的標準平面校舍在台灣各處冒出。
筆者的少女時代，雖然已經是戒嚴的後期，但每天早上面對司令台升旗唱三民主義，在學校不能說台語，上課到一半還會不時出現口氣激昂的教官廣播宣佈本日又有一名反共義士刼機投台，全班都要起立鼓掌的經驗，至今也還是印象深刻。
校園一條龍遇上921大地震
這種典型的實施義務教育的公立學校校園規劃，其實是早期政府委託學校研究出最適合的配置方案。校園標準平面被空間化的大量複製，城市和鄉下的學校都長的一樣。但長條形一條龍的校舍不耐震，因此位於921災區的標準平面校舍學校在地震後幾乎全毀。大地震震倒一堆傳統校園， 也震出了台灣的校園改革的希望。政府主導的921新校園運動帶動了許多革命性的學校設計想法蓬勃發展，台灣也出現許多精彩的校園案例。校園運動後期李遠哲院長推動的教育改革政策，教材部分以建構式數學取代背誦九九乘法表，硬體部分開始降低師生比後，班級數增加產生新增校舍的需求。校園的規劃上，也由第一波的「921校園設計」，成功翻轉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將學校視為知識工廠，毫無特色的空間規劃，推動另一波重視校園的美感經驗和空間特色的「校園優質化運動」。因具有理念的建築專家學者擔任校園工程的競圖評審，讓許多實驗性的設計方案得以出線，間接鼓勵了當時年輕建築師勇於挑戰學校的公共工程競圖，成為他們得以扎根台灣開始執業的煉金石。
年輕建築師的教育空間實驗
2002年回台灣開業的戴嘉惠+林欣蘋，時機點剛好落在921新校園運動的後期，校園優質化運動正要開始。她們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在校園優質化政策下，為了提升教學品質，每個班級學生要限縮到35人，而產生對於新校園空間需求的彰化信義國中小的新建校舍。後來的新店高中學生活動中心的增建案，陽明高中的活動中心，光榮國小，以及最近剛完工的台北市立永建國小，都是她們透過競圖取得的公共工程。蘆洲國民運動中心，是鷺江國中配合全民運動政策而捐的地，興建完成後緊鄰原有校園，成為學校與城市的邊界和共享資源。明倫公宅則是蓋在明倫國小的廢校地點， 一個學校消失後再生的公共建築。這兩位建築師參與過的許多案子，都和學校產生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校園建築的DNA，也似乎串連了她們回台灣十幾年來，執業過程對於「學習的場所性」，以及「學校的實驗性」的關注和不斷累積的能量。
新與舊的相對性：陽明高中看見修澤蘭
台灣從1968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開始，需快速增建大量校舍容納增加的就學人口。有「台灣第一女建築師」之稱的修澤蘭建築師也參與過多個國中小學校設計。不同於知名度較高陽明山中山樓—以服務權貴象徵黨國精神的宮殿式設計風格，她的校園設計則更多偏向神秘的形式表現主義。筆者曾就讀的景美女中，修建築師的代表作包括行政大樓，圖書館和藝能館等，就是學生畢業前拍照留念的重要背景。也是高中回憶裏不可磨滅的校園印象。
本案的陽明高中原為蔣中正時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第一批興建的國中，校園規劃即為修澤蘭所設計。學校位在蔣中正去官邸的必經之路，具有教育示範的宣導地位，以及重要政治意涵。設計風格較不像她其它較有辨識度例如景美女中表現主義濃厚的自由造型路線，反而更接近中山樓似的現代中國風格書院形式。低矮和樹梢齊平的校舍，雁型排列（有如天空飛的雁子隊伍，前後錯開但方向一致）錯落的空間圍塑出的書香味中庭，讓人走進去頓時心情沉澱並安靜下來。與環境融合的書院氣息，也是附近居民喜愛早晨到校園走走的原因。然而學校從國中改制為高中附設國中部，人口變多開始增加校舍。增加體育班後再產生活動中心的需求，由於剩餘可興建的校地有限，之前配合辦理聽障奧運又將操場跑道擴大，在校方的公開競圖甄選方案中，原提供的可興建基地位置就只剩下校門口這個腹地較大的空間，來容納活動中心所需要的大量體空間。校方原本計劃以活動中心作為新校園的入口地標意向，這意味著原修澤蘭建築師在入口處正面的青綠色琉璃瓦的校園意象，將退居活動中心後方而消失於入口可視範圍，也就是校園的記憶將被改寫。
戴+林當時提交的計劃，建築雖超出原定基地範圍，卻成為了勝選方案。不同於其它的提交方案， 多半把量體堆疊集中拉高，明顯的地標造型建立入口地標的視覺效果。她們的配置卻反其道而行，維持入口原本的開放性，將建築往另一側的操場移動讓出原有大門中軸區，以不擋住原有建築修澤蘭設計的校舍立面為主，來進行整體規劃（圖6）。量體巨大的集會堂空間以下沉處理，配合校園建築低矮的視覺效果。看似蛋型的平面，對外順應著外部的弧形道路，對內因為沒有銳角，相對降低建築對於操場的壓迫感。外墻的貼磚利用材質不同拼出的菱形紋讓建築在陽光照射下出現動態感，局部立面使用預先氧化的青銅板，呼應原有校舍的綠琉璃屋瓦。（圖7）本案在建築材質或是空間語彙上大量和原有建築的元素對話，不過於高調喧賓奪主，也不刻意的仿造或是複製原有的空間記憶來融入歷史紋理，反而像是跳探戈，具韻律感的進退共舞，和諧中的張力，共舞出老校園的新動境。
評選委員最後無異議的一致通過了她們的方案。想必是因為透過她們的方案，學校再次看見了修澤蘭，也連結了校園過去和未來的記憶。
學校與生活的相對性：從過去的明日學校看現在的永建國小
約翰，杜威—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教育學家之一，在100年前寫了一本書 《明日學校》，裏頭提到，「不論文化本身對於個人多麼有趣或是啟發人心，很明確的，公立學校的第一個任務，應該是教導孩子如何生活在這世界中，找到自己。去了解他自己在世界中如何存在，好好開始去適應這個世界。唯有孩子能夠成功做到這些，他才有時間與意向在智能活動中好好接受教化。」
原位於台北市文山區考試院旁的永建國小，本為考試院員工子女就讀的私立學校，早期只有63個學生。後轉成公立學校再加上人口增加，學童活動空間嚴重不足。經過校方和各界人士協助奔走20多年，終於爭取到現有校地興建新校園，為一個完整的校園開發計劃（圖8）。然而由於是捐贈的校地，地形並不「工整」。夾在山腳邊和城市邊緣被住宅區環繞的夾縫帶，有機不規則的邊界，自然環境的獨特的微氣候條件，校地還跨到生態保育重地的螢火蟲棲息地等複雜的先天條件限制，讓本案設計初期即在策略面上面臨兩難：是否應該將量體拉高集中配置於街道側遠離敏感的生態區，或是將量體碎化壓低盡量融入自然環境？前者便於校舍維護和管理，且遠離山坡地送審流程相對簡單。然而兩位建築師在經過技師鑒定山坡為穩定的地質狀況後，選擇了較為複雜後者方案：將量體壓扁打散融入自然紋理。為了盡量維持基地原有樹木，將大面積的操場和地下停車場放在原址上本來有
建築物的位置，也就是基地中央的位置。再圍繞著操場周邊配置低矮的教學量體。教室等安靜的學習空間配置在緊鄰山腳融入自然環境的邊界側，和社區共用的公共空間包括體育館和演講廳則放置在沿街道面。（圖9）
林欣蘋提到，當時競圖其它人提交的方案都把量體集中拉高配置在街道側，創造入口意象，只有她們的設計策略以低矮的碎化量體回應並融入基地紋理。應該是兩位校長從她們的方案看到了校園的生活性，才一致投票給她們的提案。
從空照圖裏似複雜而無方向性散落的建築物，其實背後都有其縝密思考下不同活動交織的空間紋理。配置的整體乍看下不容易閱讀出明顯的主從和層級關係，甚至不容易判斷主入口的位置。要進到地面層後，才發現校園內豐富建築材料和細節產生的光影（圖10），賦予每個角落有特色的局部，又協調的融入整體氛圍的巧思。要理解這個空間的邏輯，大人憑靠的是空間名稱和相對位置。不規則排列的建築物，讓學校出現許多模糊未定義的角落，有助於不同年齡層小朋友發展各自解讀空間的方式。高年紀的小朋友因為要跑班（自然、英文、本土語言、音樂都有另外的教室），對於動線的規劃和空間的邏輯自有一套系統，中低年級的小朋友可以藉由身體玩耍的經驗，知道哪個空間墻壁會閃閃發光，哪個地方角落比較暗很適合玩躲貓貓，還有消防通道上，校方覺得有點可惜無法放置遊具而空下來的小廣場（圖11），卻是小朋友可以發揮想像力自創遊戲的樂園。小朋友們知道學校裏不同角落細微的不同，小腦袋裏有著航海般精準的坐標系統。因為建築刻意壓低高度，屋頂不超過樹梢的位置，就算真的迷路了，抬頭就可以看到山的位置，聽到青蛙的聲音就知道教室應該在附近。建築師說，在這裏，會迷路的都是大人。
奔跑吧，孩子
考慮小朋友需要自由的活動，設計上到處可看到以教室量體圍塑出的不規則角落空間，錯位的教室和連通的空中走廊讓各樓層產生實虛交錯的陰影空間。小朋友可以到處探險。玩，是他們最重要的學習經驗之一。參訪當日，我們一行人站在低年級教室前的開放廣場和吳主任說明參訪目的時，下課鈴聲響起，校園頓時遍佈小朋友的歡笑聲和跑步聲。幾個大人成為溪流中的木柱，小朋友們如水中的魚兒自由的在我們中間跑來跑去。在入口後方地面佈滿石球的小廣場，或坐或臥或躺或躲的小朋友，玩著他們自己發明的遊戲，這裏是校園人氣最高的活動場所，也是他們暱稱的 「丸子區」， 設計概念其實是來自路邊的車擋石墩。（圖12）
協同教室裏萌芽的同理心教育
被低年級的教室圍繞著的室內開放區域，是提供跨班級主題活動學習的協同教室，以及連接各別教室入口的生活空間（圖13）。進入室內區要脫鞋子。小朋友們聽到鐘聲響起後自動排隊脫鞋進教室，把鞋子排放整整齊齊的。參訪當天有一個班級在戶外進行教學，留在教室裏改作業的老師看到建築師來訪，熱情的分享半年來空間使用的想法。一開始提起的是對座椅擺放的困擾。因為教室沒有「門」可以關，別的教室在上什麼課，坐在入口旁的小朋友都聽得到，常忍不住回頭看不太能專心上課。然而過了一段時間，老師發現小朋友們在課堂中要出去時，開始會彼此提醒要小聲一點，要不然會打擾到別班上課。老師提起這個變化時帶著滿足的表情，小朋友因為生活的體驗而學習體諒別人，尊重別人，其實是建築師當時設計沒有想到，卻是最好的品德教育的範例。
自然就是最好的教室
當時設計策略將量體壓扁，教室配置在自然的生態保育區旁（圖14），教室旁就是古湖泊造成的天然沼澤濕地和昆蟲觀察的最佳基地，還有台大教授螢火蟲的復育計劃，各種蛙類的棲息地，學校也配合教育政策成立了臺北市環境教育課程。小朋友的自然課就是進入旁邊的生態區裏找昆蟲。找到後，老師會把昆蟲放在學生的手上，小朋友雖然害怕，卻會努力忍著不把它甩到地上，這是生命教育的學習課程。路邊的樹上出現了被榕樹入侵圍繞而開始萎縮的白千層，施工階段原本要考慮移除。當時的景觀顧問郭中端老師說：就留著吧，生命本來就不一定是完美的，自然的循環才是最好的教材。這裏的小朋友不是透過書本，而是在校園空間學習，對大自然的尊重和對生命的關懷與體悟。
空間的味道，明日的記憶
參訪當日看到教室地面上跑出一隻不明小動物，大概是因為知道小朋友不會傷害它，安靜的坐在門口，跟我們一起聽著熱情的總務主任吳主任說明校園使用計劃。風裏傳來的是操場裏小朋友跑步的笑聲。（圖18）種滿學生自然課的植物盆栽的校園角落，穿過低矮校舍清涼的山風和在陰影下微微發亮的壁磚（圖15），學生最愛到圖書館裏窗邊明亮的小躺椅看書角落，連結教室和體育場的天空之橋上沒有被貼滿「禁止攀爬」的欄杆（圖16），上課只有聽到樹林裏的昆蟲聲跟其他小朋友的讀書聲。這些生活的經驗，是建築師8年來細心呵護一路陪伴而完成的永建國小師生的獨特記憶，也是校方思考著如何調整課程來最佳化利用這裏獨特的教育空間資源（圖17），陪伴學校師生共同邁向未來的百年教學實驗場。透過現在的永建國小，我們似乎看見未來明日學校的無限想像。
參考資料
1.台灣建築學會會刊 86期 「與修同行-建築的雅典娜」
2.明日學校—杜威論學校教育
【訪談記事】
對比前文要探討的相對性—台灣教育制度改變的歷史相對性，建築裏新與舊的相對性（陽明高中），學校與生活的相對性（永建國小）的建築面向，本文以記錄編輯對話的方式，試圖透過人物側寫勾勒出，台灣少見的由兩位女性主導的建築師事務所，在以男性為主的執業環境中，如何找到自身的定位，以及面對公共工程複雜和繁瑣的制度下，如何堅持理念完成建築理想的生存之道。
筆者以三次訪談彙整出本文觀點；第一次訪談同時邀了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理事長許麗玉一起談校園建築規劃的發展歷程，發現戴嘉惠、林欣蘋完成的建築案，不論是校園增建、國民運動中心、公宅、遷校新建的永建國小，都反應了台灣近年來有關校園建築在城市還有政策面的角色定位的改變。第二次是跟著欣蘋參觀永建國小，透過學校的總務主任吳主任的導覽，觀察並記錄了校園建築硬體如何影響使用並改變學生行為的空間劇本，第三次則是參加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的「幼吾幼之城」座談會後，順口聊起大家的少女時代，串起學習建築的回憶。
問 (林家如) / 戴 (戴嘉惠) / 林 (林欣蘋) / 許 (許麗玉)
兩位建築師都從SCI-arc畢業，能不能談談之前的教育經驗以及對現在思考設計的影響？
戴：我其實從小成績很爛不愛讀書，完全不是升學班的好學生。國中畢業後只能上高職的建製科（建築製圖科）畢業後，在家裏附近的一家小事務所上班。當時覺得有一技之長把圖畫好這樣就很好了。你知道，人生就是這樣，有些時刻就會突然頓悟或貴人出現。有一天一個客戶來公司，經過我的座位時突然跟我說：妳應該不會一直這樣畫圖吧⋯⋯繼續念書才能當個真正做設計的⋯⋯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句話打到我了。過幾天辭職回家，非常認真的把過去沒念的書唸完準備考試。後來上了台北工專，當了我們學校第一個上國立的畢業生，開始真正念設計，我也突然覺得，好像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工專三年畢業後，短暫在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一陣子，就開始準備出國申請學校，進了SCI-Arc。
林：我大學其實學的不是建築，是在銘傳商學院的商業設計系。當時因為系所體制調整，我在學校待了7年，後面2年沒什麼學分要修，剛好設計學院要整合課程開室內設計課，我就去幫忙協助課程的準備。當時接觸到的第一本設計書籍就叫做 “de-construction”。（問：所以你直接跳過Construction, 直接進入 De-construction, 這會不會太前衛了？）是啊，當時銘傳是由呂理煌老師他們主導，對於構造，解構的觀念直接帶入設計操作，學生時期雖然真的看不太懂自己在做什麼，但也覺得建築非常有趣，還做出了很帥的作品。後來就去申請Sci- Arc 的三年（1GA非本科系）的學位出國念書了。
戴：我就是在SCI-Arc認識欣蘋的。我當年念的是2GAX的課程，去的時候欣蘋已經是最後一年要畢業了。
林：家如妳知道2GAX的課程有多難申請嗎？一般人申請到的都是2GA，只有非常鬼才的學生，像是呂理煌老師就是2GAX⋯⋯（這時我腦袋浮現出X戰警的畫面，忍不住繼續問：那嘉惠的作品集有很厲害嗎？為什麼會申請的到SCIArc
的2GAX ?）
戴：應該是說，以我畢業的二專學制系統，根本就沒辦法申請常春籐的學校，因為學分不夠。SCI-ARC教育較具實驗性非正統路線，所以錄取了我。當時在SCI-ARC受到的訓練，確實改變我非常多對於建築的看法。當時的設計課，還有基地在沙漠的題目，學校把學生丟在沙漠一周做研究，直接找個岩石附近在睡袋裏過夜，半夜冷的要死。但是那種生活的經驗，周遭完全沒有任何site context, 沒有reference的條件下要做設計，想一些本質性的問題，對於在台灣教育養成的我，實在是很衝擊的訓練。
林：這種教學方式，除了對於形式上的解構的思考訓練外，一方面也是藉由斬斷對既有紋理的依賴，來培養觀察事物本質的能力。
問：所以你們的幾個案子都不按牌理出牌，不是蓋到建議的基地範圍外面去，就是把量體打散讓主從關係消失，應該也是當年在SCI-Arc的訓練下另類思考的DNA？
林：有可能啊，我們其實做設計還蠻直覺的，覺得該挑戰的就會勇於調整，但不是非常追求形式的表現，比較像重新織理周遭空間的關係。所以通常方案都沒有很洗眼睛的亮點或是誇張的造型，可能因為這樣，所以競圖常槓龜吧（笑）⋯⋯。
當時為什麼會選擇以校園作為出發點？
戴＋林：當時回台灣，第一次參與競圖就選擇學校的案子。為了做設計，我們特定去請教姜樂靜建築師看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她開著一台小小吉普車帶我們去看埔里，南投的921學校，吃山豬， 當地的火鍋⋯⋯就覺得，哇，在台灣當建築師好像也滿悠哉的，可以做好設計，生活又自由。我們是2002開業，那個時候台灣已經有一批建築師完成了921的校園規劃，例如姜樂靜建築師，呂欽文建築師，林洲民前局長，徐岩奇建築師等，也就是目前建改社的前輩們，是第一批進災區協助重建的建築師。我們2003年回台灣，這些災區大部分校園都已重建完成也開始使用。後來教育政策出現小班制，每個班級要縮到35人以下（許：現在已經到25人）。我們是那個時候做彰化信義國中小，就是搭上那一波優質化校園運動。政策上鼓勵年輕建築師參與公共工程，所以一拿到案子簽約會先有10%的服務費用，對於沒有基礎的年輕建築師是非常有幫助的。主導921新校園運動的評選委員們例如林盛豐老師，吳光庭老師，還有例如我們2004被選出來的新店高中，委員是王明蘅老師，宗邁的陳邁建築師等，都非常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許：921之後為什麼出現校園優質化，其實是921大地震後有非常多的學校出現校舍受損的現象，但又不到摧毀的狀態。但是政府經費沒那麼多，所以以校園優質化的方式同時推動結構補強工程。除此之外也希望漸進式的推動特色學校，來重建校園信心。特色經營的需求下就需要有特色的設計要進來校園。因此當時很多年輕建築師就有機會來參與這些特色校園工程的改建或是增建。加上當時校園優質化的經費來源是教育部，計劃需經過教育部審核。裏面有幾位委員都是建築背景。他們對於提案的工程品質外，也非常重視設計品質，以及校園空間的美感經驗。由於公立學校因為校長受到2任8年任期限制的關係，校園規劃政策不容易連續，導致長期以來學校建築增改建都很零碎，為人詬病不好看。而921後第一波的小學完成的嶄新樣貌，讓人們意識到學校其實可以有自己的特色，校園應該要有整體的美感，繼之而生的這股校園優質化運動延續到現在，但是僧多粥少、經費不足的情況，設計可以介入校園的機會逐漸出現減緩的傾向。尤其學校工程只能在寒暑假進行，目前多為較小規模實驗的方式進行每個
學校的巡迴改造，例如：圖書室的整建，校門口的整建，花個3-5年的時間輪完一圈，校園仍舊是零碎的景觀。
戴＋林：優質化校園運動的重點在於完全中學。國中高中放一起。9年一貫，降低師生比，班級人數減少，班級增加，因此會有新建校舍的需求。軟體部分包括李遠哲推動的教改，建構式數學，硬體部分則是學習角，遊戲角等空間需求。當時我們剛從美國回來，之前在美國工作經驗主要為辦公建築，為了做設計去參觀了很多學校，就發現台灣大部分的校舍都是義務教育實施後，基礎設施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被建構起來的樣板學校，一條龍，2-3層樓，類軍營的形式被大量複製，大操場，司令台可以升旗精神喊話。而優質化校園的需求開始挑戰這些傳統學校配置，像彰化信義國小新校園，就是回應優質化校園的需求，重點是要去圍墻，兩性平權空間（廁所數量比例）不要有操場（象徵體能的競賽）不要有司令台（代表威權）。學習空間要有讀書角，遊戲角，並開始引進協同教學 Co sharing（不同班級共同教學的空間）的概念。還有公共藝術進駐校園。而新店高中的運動中心透明通透的地面層，就是對應學校的社團的使用需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的基地，是鷺江國中配合全民運動政策將部分校園劃為公共使用的多用途學校用地，明倫公宅則是蓋在位於老舊的大同區的原明倫國小。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案子好像都跟學校有關。
許：其實明倫國小廢校的故事，我概略補充一下從都市的社區空間需求替換校園空間構成的政策脈絡。在馬英九從臺北市長到總統的任期內，推動全民運動，包括設立運動公園，以及每個行政區都要有運動中心，讓市民可以用優惠價運動，無需一定要上健身房。然而公共設施要有地，需要找公有地來蓋，學校部分，台灣人口結構變化，少子化，老舊社區人口外移等，老學區開始出現老校的學生入學率不足、轉學率提高，閒置校舍量增加的現象，這對政府是個資源分配的問題。學校為了求生存要求表現，有些願意配合全民運動政策，切出一塊校地來蓋市民運動中心，學校就不會消失，體育課也可以拉到運動中心來上，下雨天到室內籃球場和游泳池練習。又因為解嚴後逐漸高漲的去威權化的輿論，大禮堂和司令台逐漸消失，不再有修繕補助經費，但學校還是要有大型集會場所，社區也是，因此有些學校接受綜合性的經費補助，產生出另一種學校與社區集會場所結合的綜合大樓需求。另外，從導護家長、通學巷、通學步道、去校園圍牆、亮綠圍牆等校園與社區介面規劃演變過程，這大約是不到二十年的變化，我們可以沿著都市中的小學校園圍牆走，看見這些都市微景觀的演變，換言之，有些老學校的校園優質化，不只是修繕或改建舊校舍，也會選擇配合都發局、交通局改善都市環境景觀的目的，讓出校地給人行道空間，換取重建校園形象的亮綠圍籬與通學步道經費。所以，都市裡的小學的建設必須與社區空間發展一起看，特別是在有點歷史的社區裡的學校。而明倫國小是位在大同區，早期是台北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當時的小學設立數量是由人口密度決定，因此大同區的小學密度曾居台北市之冠，面對都市其它新社區的興起，設籍家庭人口移動，從數據上來看，老社區的人口結構便顯得老化，加上社區訴求更新，導致學區學生數量不均，各校都要保住在籍的學生，以維持學校的規模。以明倫國小為例，臨近的小學有大龍國小，大同國小，三所小學走路距離不超過15分鐘。其中，大同和大龍都是日治時期就設立的公學校，從校友的影響力與創校年資來說，大龍國小在老社區的地位較高，因為旁有孔廟，校園內還有之前蓋新校舍開挖挖到的大龍峒遺址。保存遺址成了學校不能廢的免死金牌。而大同國小則是將日治時期興建的舊圖書館定著土地讓出來蓋大同區市民運動中心，小學與社區活動共存，學校暫時不用面臨廢校的命運，也是一種免死金牌。相較之下，反觀明倫國小，同樣面對小學入學率與資源重新分配的壓力，加上市政府急切尋求公有地執行公宅建築政策，被廢校、學區學生被併入大龍國小，成了明倫國小難以避免的過程。
戴：但是因為校友抗議說以後沒有母校，所以當時公宅除了為校友保留一個校史室（與社區管委會共用）還有做一個兒童教育的創造力學園以及托嬰中心。
林：其實與其說我們喜歡做學校，應該是說我們比較喜歡需要整合紋理的基地。像是蘆洲國民運動中心，因為是鷺江國中配合全民運動政策而將劃出部分校地來興建的。平常對市民開放，學校上體育課的時候也可以帶到運動中心。因此設計上我們做了一個大平臺，以斜坡連通到原本學校的操場。對於學校邊界管制方式，斜坡是否需要上鎖避免學生翹課，校長也會跟學校老師溝通，與其用禁止的方式，讓我們用教育的方法來解決。校長的包容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陽明高中和永建國小會贏得競圖，都是在比圖的階段校長有看懂我們的企圖，知道我們在意的是如何整理校園的空間紋理，或是處理對城市的關係，而不是在意建築的造型表現。
請問妳們工作上如何分工？是一個負責設計一個負責現場嗎？
戴：有很多人好奇問過我們，那妳們的設計是誰做的？這個問題有點困難回答。設計想法就是這樣，過程當中一層一層疊加上去，到最後很難說這是誰的想法，我們就是一起思考，有問題也一起討論，或許同樣由SCI-Arc 畢業，想法價值較接近。
問：不過有時候，總是會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那誰的決定為主呢？
林：如果設計決定有衝突，那就以嘉惠的意見為主。她是事務所的負責人，工作上畢竟還是有相對的責任劃分。但是我會在現場做第一線的角色，和業主溝通，工地現場出現問題需要修改方案，執行面上會出現衝突的部分，都盡量先由我來面對。因為如果做最後決定的建築師站在第一線，我們就不太有緩衝空間來面對衝突，有時候必須很快下決定，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嘉惠在旁點頭小聲的說：對啊，每次出去開會人家說要改東西我都說好，回來就被白眼了）。我們事務所人口精簡，組織階層扁平，做決定反應可以比較快，大概一年一個新案子。用這樣的速度，我們也可以控制品質，也不需要擴展太大。如果現在再繼續投入公共工程競圖，還是會一直做學校嗎？還是會有其他想要挑戰的機能嗎？
戴＋林：我們其實並沒有一定執著於特定的機能或類型。會想要認真投入的案子，通常是對於那個基地很有感覺，覺得基地在跟我們講話，有被召喚的感覺，就能對設計產生無限的想像。
原文連結：https://ppt.cc/fipWEx
非學非校，教育的代名詞
前言
幾年前非常熱門的校園電影《我的少女時代》描述著1990年高中女生的青春愛情故事。劇情裏永遠不相信學生的訓導主任，帶著厚重近視眼鏡以聯考為目標的女主角，升學教育掛帥下A段班和B段班井水不犯河水的潛規則，便於巡視的單邊走廊的長條教室，以及男主角被罰跑50圈的大操場和司令台等背景，都是能引起台灣五六年級生共鳴的校園回憶。當年的填鴨式教育，以集中管理取代個別發展的壓抑氛圍，學生努力背著必須運用諧音才記得住的歷史事件，讀著一生都沒去過也不知道在哪裏的外國地理以及經濟作物，聽著老師自己發音都不甚正確的英文句型，練習一輩子都不會再用到的Sin/Cos及θ。以聯考為導向的教育制度，主導了我們的「少女時代」共同的校園空間。學校成為將知識打包分類塞到學生腦袋的工廠生產線，而一群青少年男女就有如加工生產出來的罐頭。裝的不夠滿的產品，就被聯考制度無情的下架進入冷凍食品區。
「學校」和「教育」兩個詞，長期被畫上等號。然而，「學校」到底是個制度，機構，還是個場所？制度會如何影響學校的校園規劃，而學校又該如何提供教育的多元想像？本期的建築相對論 「學校建築」，將聚焦在戴嘉惠+林欣蘋（下文簡稱戴+林）2002年後回台灣開業至今參與的幾個學校建築。透過與兩位建築師說明她們這十幾年參與的校園公共工程的軌跡，加上參與討論的WAT（台灣女建築家學會）理事長許麗玉建築師對台灣教育政策的補充說明，和筆者自身校園記憶重疊出來的脈絡重疊對應後，我們得以觀察出這些年台灣校園規劃的硬體需求如何因應著國家政策變遷，都市計劃發展，人口結構改變，教育改革，災後重建以及地方再生等因素，不斷被覆寫、重組、填空、局部刪除再置入的故事。她們的案子，有配合校園優質化運動的彰化信義國中小（圖1），配合教育改革多元教學的體育推廣而在陽明高中校園門口增建的學生活動中心（圖2）及新店高中學生活動中心（圖3），配合馬英九市長到總統時期推動全民運動，鷺江國中捐出部分校地作為公共使用的蘆洲國民運動中心（圖4），還有原校面積太小不敷使用，爭取校地20多年終於成功遷校的永建國小新建校園（圖5）。連看似與學校無關的明倫公共住宅案，基地都是原明倫國小廢校的校地再利用。這些由學校空間為起點譜出的城市傳說，讓學校不再是單純的學生的青春記憶，而是適應而變形的超彈性城市針灸點，其延伸出有趣的都市公共空間關係網，也讓我們看到校園建築不斷被再定義新機會。
歷史相對性—台灣的校園變形記
「現行的教育對孩子是殘忍的。我們逼迫他們為了虛無縹緲的以後而犧牲近在眼前的需求。我們將錯誤視為真理。這些
錯誤的智慧導致我們的教育永遠都在原地踏步，忽略了現實，卻汲汲營營追尋一個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的未來。」
盧梭在快300年前提出的理論，認為學習的欲望是由需要而產生。小朋友為了溝通會自然而然的學習說話，但學校卻要求學生學習文法結構以寫出優美的句型。將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在學生還不需要的時候，將知識學術化，系統性的灌輸給他們為了追求未來的成就，只會澆熄他們與生俱來對於求知的欲望。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協助學生「良好發展」，而非「強迫成就」。
反觀台灣早期的教育體質，就如同為了特定政治目的而採取的「強迫成就」手段。早期的荷西殖民以傳教為主設立了第一所學校。明清時期的書院，為了去除西方殖民文化而推廣儒學，以漢人文化的傳統書院和私塾形式居多。真正實施普及化的西式教育，則是從日治時期開始。1895年當時台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發表《台灣教育意見書》，主張以免費義務教育方式來普及日語，有效統治台灣。於是台灣總督府在士林的芝山巖成立第一所「國語傳習所」（今日士林國小的前身），招收台灣子弟入學學習日語，是台灣第一所小學，也是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發源地。後於1943年正式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大量興建小學。戰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遷台，配合威權國家體制，迅速控制人民和壓制本土文化和自主意識，以及去除日本殖民文化影響，建立「中國化」教育貫徹國家及政治意識型態的課程內容以國語文，歷史（中國歷史）及三民主義教育為主 。1949
年戒嚴時期為了控制思想，言論，出版，信仰自由的「黨化教育」，1956年打壓本土方言的「說國語運動」。到1968年總統
令「茲為提高國民智能，充實戡亂建國力量⋯⋯關於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迅即辦理。」 的命令頒佈後，以「復習民族文化，發展國家建設」並準備反攻大陸的目標的教育指導方針，國中校園開始「迅速」的在各地興建。學校成為貫徹政治的目的。自此，我們記憶中熟悉的校園場景，司令台集會操場的標準平面校舍在台灣各處冒出。
筆者的少女時代，雖然已經是戒嚴的後期，但每天早上面對司令台升旗唱三民主義，在學校不能說台語，上課到一半還會不時出現口氣激昂的教官廣播宣佈本日又有一名反共義士刼機投台，全班都要起立鼓掌的經驗，至今也還是印象深刻。
校園一條龍遇上921大地震
這種典型的實施義務教育的公立學校校園規劃，其實是早期政府委託學校研究出最適合的配置方案。校園標準平面被空間化的大量複製，城市和鄉下的學校都長的一樣。但長條形一條龍的校舍不耐震，因此位於921災區的標準平面校舍學校在地震後幾乎全毀。大地震震倒一堆傳統校園， 也震出了台灣的校園改革的希望。政府主導的921新校園運動帶動了許多革命性的學校設計想法蓬勃發展，台灣也出現許多精彩的校園案例。校園運動後期李遠哲院長推動的教育改革政策，教材部分以建構式數學取代背誦九九乘法表，硬體部分開始降低師生比後，班級數增加產生新增校舍的需求。校園的規劃上，也由第一波的「921校園設計」，成功翻轉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將學校視為知識工廠，毫無特色的空間規劃，推動另一波重視校園的美感經驗和空間特色的「校園優質化運動」。因具有理念的建築專家學者擔任校園工程的競圖評審，讓許多實驗性的設計方案得以出線，間接鼓勵了當時年輕建築師勇於挑戰學校的公共工程競圖，成為他們得以扎根台灣開始執業的煉金石。
年輕建築師的教育空間實驗
2002年回台灣開業的戴嘉惠+林欣蘋，時機點剛好落在921新校園運動的後期，校園優質化運動正要開始。她們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在校園優質化政策下，為了提升教學品質，每個班級學生要限縮到35人，而產生對於新校園空間需求的彰化信義國中小的新建校舍。後來的新店高中學生活動中心的增建案，陽明高中的活動中心，光榮國小，以及最近剛完工的台北市立永建國小，都是她們透過競圖取得的公共工程。蘆洲國民運動中心，是鷺江國中配合全民運動政策而捐的地，興建完成後緊鄰原有校園，成為學校與城市的邊界和共享資源。明倫公宅則是蓋在明倫國小的廢校地點， 一個學校消失後再生的公共建築。這兩位建築師參與過的許多案子，都和學校產生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校園建築的DNA，也似乎串連了她們回台灣十幾年來，執業過程對於「學習的場所性」，以及「學校的實驗性」的關注和不斷累積的能量。
新與舊的相對性：陽明高中看見修澤蘭
台灣從1968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開始，需快速增建大量校舍容納增加的就學人口。有「台灣第一女建築師」之稱的修澤蘭建築師也參與過多個國中小學校設計。不同於知名度較高陽明山中山樓—以服務權貴象徵黨國精神的宮殿式設計風格，她的校園設計則更多偏向神秘的形式表現主義。筆者曾就讀的景美女中，修建築師的代表作包括行政大樓，圖書館和藝能館等，就是學生畢業前拍照留念的重要背景。也是高中回憶裏不可磨滅的校園印象。
本案的陽明高中原為蔣中正時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第一批興建的國中，校園規劃即為修澤蘭所設計。學校位在蔣中正去官邸的必經之路，具有教育示範的宣導地位，以及重要政治意涵。設計風格較不像她其它較有辨識度例如景美女中表現主義濃厚的自由造型路線，反而更接近中山樓似的現代中國風格書院形式。低矮和樹梢齊平的校舍，雁型排列（有如天空飛的雁子隊伍，前後錯開但方向一致）錯落的空間圍塑出的書香味中庭，讓人走進去頓時心情沉澱並安靜下來。與環境融合的書院氣息，也是附近居民喜愛早晨到校園走走的原因。然而學校從國中改制為高中附設國中部，人口變多開始增加校舍。增加體育班後再產生活動中心的需求，由於剩餘可興建的校地有限，之前配合辦理聽障奧運又將操場跑道擴大，在校方的公開競圖甄選方案中，原提供的可興建基地位置就只剩下校門口這個腹地較大的空間，來容納活動中心所需要的大量體空間。校方原本計劃以活動中心作為新校園的入口地標意向，這意味著原修澤蘭建築師在入口處正面的青綠色琉璃瓦的校園意象，將退居活動中心後方而消失於入口可視範圍，也就是校園的記憶將被改寫。
戴+林當時提交的計劃，建築雖超出原定基地範圍，卻成為了勝選方案。不同於其它的提交方案， 多半把量體堆疊集中拉高，明顯的地標造型建立入口地標的視覺效果。她們的配置卻反其道而行，維持入口原本的開放性，將建築往另一側的操場移動讓出原有大門中軸區，以不擋住原有建築修澤蘭設計的校舍立面為主，來進行整體規劃（圖6）。量體巨大的集會堂空間以下沉處理，配合校園建築低矮的視覺效果。看似蛋型的平面，對外順應著外部的弧形道路，對內因為沒有銳角，相對降低建築對於操場的壓迫感。外墻的貼磚利用材質不同拼出的菱形紋讓建築在陽光照射下出現動態感，局部立面使用預先氧化的青銅板，呼應原有校舍的綠琉璃屋瓦。（圖7）本案在建築材質或是空間語彙上大量和原有建築的元素對話，不過於高調喧賓奪主，也不刻意的仿造或是複製原有的空間記憶來融入歷史紋理，反而像是跳探戈，具韻律感的進退共舞，和諧中的張力，共舞出老校園的新動境。
評選委員最後無異議的一致通過了她們的方案。想必是因為透過她們的方案，學校再次看見了修澤蘭，也連結了校園過去和未來的記憶。
學校與生活的相對性：從過去的明日學校看現在的永建國小
約翰，杜威—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教育學家之一，在100年前寫了一本書 《明日學校》，裏頭提到，「不論文化本身對於個人多麼有趣或是啟發人心，很明確的，公立學校的第一個任務，應該是教導孩子如何生活在這世界中，找到自己。去了解他自己在世界中如何存在，好好開始去適應這個世界。唯有孩子能夠成功做到這些，他才有時間與意向在智能活動中好好接受教化。」
原位於台北市文山區考試院旁的永建國小，本為考試院員工子女就讀的私立學校，早期只有63個學生。後轉成公立學校再加上人口增加，學童活動空間嚴重不足。經過校方和各界人士協助奔走20多年，終於爭取到現有校地興建新校園，為一個完整的校園開發計劃（圖8）。然而由於是捐贈的校地，地形並不「工整」。夾在山腳邊和城市邊緣被住宅區環繞的夾縫帶，有機不規則的邊界，自然環境的獨特的微氣候條件，校地還跨到生態保育重地的螢火蟲棲息地等複雜的先天條件限制，讓本案設計初期即在策略面上面臨兩難：是否應該將量體拉高集中配置於街道側遠離敏感的生態區，或是將量體碎化壓低盡量融入自然環境？前者便於校舍維護和管理，且遠離山坡地送審流程相對簡單。然而兩位建築師在經過技師鑒定山坡為穩定的地質狀況後，選擇了較為複雜後者方案：將量體壓扁打散融入自然紋理。為了盡量維持基地原有樹木，將大面積的操場和地下停車場放在原址上本來有
建築物的位置，也就是基地中央的位置。再圍繞著操場周邊配置低矮的教學量體。教室等安靜的學習空間配置在緊鄰山腳融入自然環境的邊界側，和社區共用的公共空間包括體育館和演講廳則放置在沿街道面。（圖9）
林欣蘋提到，當時競圖其它人提交的方案都把量體集中拉高配置在街道側，創造入口意象，只有她們的設計策略以低矮的碎化量體回應並融入基地紋理。應該是兩位校長從她們的方案看到了校園的生活性，才一致投票給她們的提案。
從空照圖裏似複雜而無方向性散落的建築物，其實背後都有其縝密思考下不同活動交織的空間紋理。配置的整體乍看下不容易閱讀出明顯的主從和層級關係，甚至不容易判斷主入口的位置。要進到地面層後，才發現校園內豐富建築材料和細節產生的光影（圖10），賦予每個角落有特色的局部，又協調的融入整體氛圍的巧思。要理解這個空間的邏輯，大人憑靠的是空間名稱和相對位置。不規則排列的建築物，讓學校出現許多模糊未定義的角落，有助於不同年齡層小朋友發展各自解讀空間的方式。高年紀的小朋友因為要跑班（自然、英文、本土語言、音樂都有另外的教室），對於動線的規劃和空間的邏輯自有一套系統，中低年級的小朋友可以藉由身體玩耍的經驗，知道哪個空間墻壁會閃閃發光，哪個地方角落比較暗很適合玩躲貓貓，還有消防通道上，校方覺得有點可惜無法放置遊具而空下來的小廣場（圖11），卻是小朋友可以發揮想像力自創遊戲的樂園。小朋友們知道學校裏不同角落細微的不同，小腦袋裏有著航海般精準的坐標系統。因為建築刻意壓低高度，屋頂不超過樹梢的位置，就算真的迷路了，抬頭就可以看到山的位置，聽到青蛙的聲音就知道教室應該在附近。建築師說，在這裏，會迷路的都是大人。
奔跑吧，孩子
考慮小朋友需要自由的活動，設計上到處可看到以教室量體圍塑出的不規則角落空間，錯位的教室和連通的空中走廊讓各樓層產生實虛交錯的陰影空間。小朋友可以到處探險。玩，是他們最重要的學習經驗之一。參訪當日，我們一行人站在低年級教室前的開放廣場和吳主任說明參訪目的時，下課鈴聲響起，校園頓時遍佈小朋友的歡笑聲和跑步聲。幾個大人成為溪流中的木柱，小朋友們如水中的魚兒自由的在我們中間跑來跑去。在入口後方地面佈滿石球的小廣場，或坐或臥或躺或躲的小朋友，玩著他們自己發明的遊戲，這裏是校園人氣最高的活動場所，也是他們暱稱的 「丸子區」， 設計概念其實是來自路邊的車擋石墩。（圖12）
協同教室裏萌芽的同理心教育
被低年級的教室圍繞著的室內開放區域，是提供跨班級主題活動學習的協同教室，以及連接各別教室入口的生活空間（圖13）。進入室內區要脫鞋子。小朋友們聽到鐘聲響起後自動排隊脫鞋進教室，把鞋子排放整整齊齊的。參訪當天有一個班級在戶外進行教學，留在教室裏改作業的老師看到建築師來訪，熱情的分享半年來空間使用的想法。一開始提起的是對座椅擺放的困擾。因為教室沒有「門」可以關，別的教室在上什麼課，坐在入口旁的小朋友都聽得到，常忍不住回頭看不太能專心上課。然而過了一段時間，老師發現小朋友們在課堂中要出去時，開始會彼此提醒要小聲一點，要不然會打擾到別班上課。老師提起這個變化時帶著滿足的表情，小朋友因為生活的體驗而學習體諒別人，尊重別人，其實是建築師當時設計沒有想到，卻是最好的品德教育的範例。
自然就是最好的教室
當時設計策略將量體壓扁，教室配置在自然的生態保育區旁（圖14），教室旁就是古湖泊造成的天然沼澤濕地和昆蟲觀察的最佳基地，還有台大教授螢火蟲的復育計劃，各種蛙類的棲息地，學校也配合教育政策成立了臺北市環境教育課程。小朋友的自然課就是進入旁邊的生態區裏找昆蟲。找到後，老師會把昆蟲放在學生的手上，小朋友雖然害怕，卻會努力忍著不把它甩到地上，這是生命教育的學習課程。路邊的樹上出現了被榕樹入侵圍繞而開始萎縮的白千層，施工階段原本要考慮移除。當時的景觀顧問郭中端老師說：就留著吧，生命本來就不一定是完美的，自然的循環才是最好的教材。這裏的小朋友不是透過書本，而是在校園空間學習，對大自然的尊重和對生命的關懷與體悟。
空間的味道，明日的記憶
參訪當日看到教室地面上跑出一隻不明小動物，大概是因為知道小朋友不會傷害它，安靜的坐在門口，跟我們一起聽著熱情的總務主任吳主任說明校園使用計劃。風裏傳來的是操場裏小朋友跑步的笑聲。（圖18）種滿學生自然課的植物盆栽的校園角落，穿過低矮校舍清涼的山風和在陰影下微微發亮的壁磚（圖15），學生最愛到圖書館裏窗邊明亮的小躺椅看書角落，連結教室和體育場的天空之橋上沒有被貼滿「禁止攀爬」的欄杆（圖16），上課只有聽到樹林裏的昆蟲聲跟其他小朋友的讀書聲。這些生活的經驗，是建築師8年來細心呵護一路陪伴而完成的永建國小師生的獨特記憶，也是校方思考著如何調整課程來最佳化利用這裏獨特的教育空間資源（圖17），陪伴學校師生共同邁向未來的百年教學實驗場。透過現在的永建國小，我們似乎看見未來明日學校的無限想像。
參考資料
1.台灣建築學會會刊 86期 「與修同行-建築的雅典娜」
2.明日學校—杜威論學校教育
【訪談記事】
對比前文要探討的相對性—台灣教育制度改變的歷史相對性，建築裏新與舊的相對性（陽明高中），學校與生活的相對性（永建國小）的建築面向，本文以記錄編輯對話的方式，試圖透過人物側寫勾勒出，台灣少見的由兩位女性主導的建築師事務所，在以男性為主的執業環境中，如何找到自身的定位，以及面對公共工程複雜和繁瑣的制度下，如何堅持理念完成建築理想的生存之道。
筆者以三次訪談彙整出本文觀點；第一次訪談同時邀了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理事長許麗玉一起談校園建築規劃的發展歷程，發現戴嘉惠、林欣蘋完成的建築案，不論是校園增建、國民運動中心、公宅、遷校新建的永建國小，都反應了台灣近年來有關校園建築在城市還有政策面的角色定位的改變。第二次是跟著欣蘋參觀永建國小，透過學校的總務主任吳主任的導覽，觀察並記錄了校園建築硬體如何影響使用並改變學生行為的空間劇本，第三次則是參加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的「幼吾幼之城」座談會後，順口聊起大家的少女時代，串起學習建築的回憶。
問 (林家如) / 戴 (戴嘉惠) / 林 (林欣蘋) / 許 (許麗玉)
兩位建築師都從SCI-arc畢業，能不能談談之前的教育經驗以及對現在思考設計的影響？
戴：我其實從小成績很爛不愛讀書，完全不是升學班的好學生。國中畢業後只能上高職的建製科（建築製圖科）畢業後，在家裏附近的一家小事務所上班。當時覺得有一技之長把圖畫好這樣就很好了。你知道，人生就是這樣，有些時刻就會突然頓悟或貴人出現。有一天一個客戶來公司，經過我的座位時突然跟我說：妳應該不會一直這樣畫圖吧⋯⋯繼續念書才能當個真正做設計的⋯⋯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句話打到我了。過幾天辭職回家，非常認真的把過去沒念的書唸完準備考試。後來上了台北工專，當了我們學校第一個上國立的畢業生，開始真正念設計，我也突然覺得，好像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工專三年畢業後，短暫在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一陣子，就開始準備出國申請學校，進了SCI-Arc。
林：我大學其實學的不是建築，是在銘傳商學院的商業設計系。當時因為系所體制調整，我在學校待了7年，後面2年沒什麼學分要修，剛好設計學院要整合課程開室內設計課，我就去幫忙協助課程的準備。當時接觸到的第一本設計書籍就叫做 “de-construction”。（問：所以你直接跳過Construction, 直接進入 De-construction, 這會不會太前衛了？）是啊，當時銘傳是由呂理煌老師他們主導，對於構造，解構的觀念直接帶入設計操作，學生時期雖然真的看不太懂自己在做什麼，但也覺得建築非常有趣，還做出了很帥的作品。後來就去申請Sci- Arc 的三年（1GA非本科系）的學位出國念書了。
戴：我就是在SCI-Arc認識欣蘋的。我當年念的是2GAX的課程，去的時候欣蘋已經是最後一年要畢業了。
林：家如妳知道2GAX的課程有多難申請嗎？一般人申請到的都是2GA，只有非常鬼才的學生，像是呂理煌老師就是2GAX⋯⋯（這時我腦袋浮現出X戰警的畫面，忍不住繼續問：那嘉惠的作品集有很厲害嗎？為什麼會申請的到SCIArc
的2GAX ?）
戴：應該是說，以我畢業的二專學制系統，根本就沒辦法申請常春籐的學校，因為學分不夠。SCI-ARC教育較具實驗性非正統路線，所以錄取了我。當時在SCI-ARC受到的訓練，確實改變我非常多對於建築的看法。當時的設計課，還有基地在沙漠的題目，學校把學生丟在沙漠一周做研究，直接找個岩石附近在睡袋裏過夜，半夜冷的要死。但是那種生活的經驗，周遭完全沒有任何site context, 沒有reference的條件下要做設計，想一些本質性的問題，對於在台灣教育養成的我，實在是很衝擊的訓練。
林：這種教學方式，除了對於形式上的解構的思考訓練外，一方面也是藉由斬斷對既有紋理的依賴，來培養觀察事物本質的能力。
問：所以你們的幾個案子都不按牌理出牌，不是蓋到建議的基地範圍外面去，就是把量體打散讓主從關係消失，應該也是當年在SCI-Arc的訓練下另類思考的DNA？
林：有可能啊，我們其實做設計還蠻直覺的，覺得該挑戰的就會勇於調整，但不是非常追求形式的表現，比較像重新織理周遭空間的關係。所以通常方案都沒有很洗眼睛的亮點或是誇張的造型，可能因為這樣，所以競圖常槓龜吧（笑）⋯⋯。
當時為什麼會選擇以校園作為出發點？
戴＋林：當時回台灣，第一次參與競圖就選擇學校的案子。為了做設計，我們特定去請教姜樂靜建築師看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她開著一台小小吉普車帶我們去看埔里，南投的921學校，吃山豬， 當地的火鍋⋯⋯就覺得，哇，在台灣當建築師好像也滿悠哉的，可以做好設計，生活又自由。我們是2002開業，那個時候台灣已經有一批建築師完成了921的校園規劃，例如姜樂靜建築師，呂欽文建築師，林洲民前局長，徐岩奇建築師等，也就是目前建改社的前輩們，是第一批進災區協助重建的建築師。我們2003年回台灣，這些災區大部分校園都已重建完成也開始使用。後來教育政策出現小班制，每個班級要縮到35人以下（許：現在已經到25人）。我們是那個時候做彰化信義國中小，就是搭上那一波優質化校園運動。政策上鼓勵年輕建築師參與公共工程，所以一拿到案子簽約會先有10%的服務費用，對於沒有基礎的年輕建築師是非常有幫助的。主導921新校園運動的評選委員們例如林盛豐老師，吳光庭老師，還有例如我們2004被選出來的新店高中，委員是王明蘅老師，宗邁的陳邁建築師等，都非常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許：921之後為什麼出現校園優質化，其實是921大地震後有非常多的學校出現校舍受損的現象，但又不到摧毀的狀態。但是政府經費沒那麼多，所以以校園優質化的方式同時推動結構補強工程。除此之外也希望漸進式的推動特色學校，來重建校園信心。特色經營的需求下就需要有特色的設計要進來校園。因此當時很多年輕建築師就有機會來參與這些特色校園工程的改建或是增建。加上當時校園優質化的經費來源是教育部，計劃需經過教育部審核。裏面有幾位委員都是建築背景。他們對於提案的工程品質外，也非常重視設計品質，以及校園空間的美感經驗。由於公立學校因為校長受到2任8年任期限制的關係，校園規劃政策不容易連續，導致長期以來學校建築增改建都很零碎，為人詬病不好看。而921後第一波的小學完成的嶄新樣貌，讓人們意識到學校其實可以有自己的特色，校園應該要有整體的美感，繼之而生的這股校園優質化運動延續到現在，但是僧多粥少、經費不足的情況，設計可以介入校園的機會逐漸出現減緩的傾向。尤其學校工程只能在寒暑假進行，目前多為較小規模實驗的方式進行每個
學校的巡迴改造，例如：圖書室的整建，校門口的整建，花個3-5年的時間輪完一圈，校園仍舊是零碎的景觀。
戴＋林：優質化校園運動的重點在於完全中學。國中高中放一起。9年一貫，降低師生比，班級人數減少，班級增加，因此會有新建校舍的需求。軟體部分包括李遠哲推動的教改，建構式數學，硬體部分則是學習角，遊戲角等空間需求。當時我們剛從美國回來，之前在美國工作經驗主要為辦公建築，為了做設計去參觀了很多學校，就發現台灣大部分的校舍都是義務教育實施後，基礎設施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被建構起來的樣板學校，一條龍，2-3層樓，類軍營的形式被大量複製，大操場，司令台可以升旗精神喊話。而優質化校園的需求開始挑戰這些傳統學校配置，像彰化信義國小新校園，就是回應優質化校園的需求，重點是要去圍墻，兩性平權空間（廁所數量比例）不要有操場（象徵體能的競賽）不要有司令台（代表威權）。學習空間要有讀書角，遊戲角，並開始引進協同教學 Co sharing（不同班級共同教學的空間）的概念。還有公共藝術進駐校園。而新店高中的運動中心透明通透的地面層，就是對應學校的社團的使用需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的基地，是鷺江國中配合全民運動政策將部分校園劃為公共使用的多用途學校用地，明倫公宅則是蓋在位於老舊的大同區的原明倫國小。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案子好像都跟學校有關。
許：其實明倫國小廢校的故事，我概略補充一下從都市的社區空間需求替換校園空間構成的政策脈絡。在馬英九從臺北市長到總統的任期內，推動全民運動，包括設立運動公園，以及每個行政區都要有運動中心，讓市民可以用優惠價運動，無需一定要上健身房。然而公共設施要有地，需要找公有地來蓋，學校部分，台灣人口結構變化，少子化，老舊社區人口外移等，老學區開始出現老校的學生入學率不足、轉學率提高，閒置校舍量增加的現象，這對政府是個資源分配的問題。學校為了求生存要求表現，有些願意配合全民運動政策，切出一塊校地來蓋市民運動中心，學校就不會消失，體育課也可以拉到運動中心來上，下雨天到室內籃球場和游泳池練習。又因為解嚴後逐漸高漲的去威權化的輿論，大禮堂和司令台逐漸消失，不再有修繕補助經費，但學校還是要有大型集會場所，社區也是，因此有些學校接受綜合性的經費補助，產生出另一種學校與社區集會場所結合的綜合大樓需求。另外，從導護家長、通學巷、通學步道、去校園圍牆、亮綠圍牆等校園與社區介面規劃演變過程，這大約是不到二十年的變化，我們可以沿著都市中的小學校園圍牆走，看見這些都市微景觀的演變，換言之，有些老學校的校園優質化，不只是修繕或改建舊校舍，也會選擇配合都發局、交通局改善都市環境景觀的目的，讓出校地給人行道空間，換取重建校園形象的亮綠圍籬與通學步道經費。所以，都市裡的小學的建設必須與社區空間發展一起看，特別是在有點歷史的社區裡的學校。而明倫國小是位在大同區，早期是台北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當時的小學設立數量是由人口密度決定，因此大同區的小學密度曾居台北市之冠，面對都市其它新社區的興起，設籍家庭人口移動，從數據上來看，老社區的人口結構便顯得老化，加上社區訴求更新，導致學區學生數量不均，各校都要保住在籍的學生，以維持學校的規模。以明倫國小為例，臨近的小學有大龍國小，大同國小，三所小學走路距離不超過15分鐘。其中，大同和大龍都是日治時期就設立的公學校，從校友的影響力與創校年資來說，大龍國小在老社區的地位較高，因為旁有孔廟，校園內還有之前蓋新校舍開挖挖到的大龍峒遺址。保存遺址成了學校不能廢的免死金牌。而大同國小則是將日治時期興建的舊圖書館定著土地讓出來蓋大同區市民運動中心，小學與社區活動共存，學校暫時不用面臨廢校的命運，也是一種免死金牌。相較之下，反觀明倫國小，同樣面對小學入學率與資源重新分配的壓力，加上市政府急切尋求公有地執行公宅建築政策，被廢校、學區學生被併入大龍國小，成了明倫國小難以避免的過程。
戴：但是因為校友抗議說以後沒有母校，所以當時公宅除了為校友保留一個校史室（與社區管委會共用）還有做一個兒童教育的創造力學園以及托嬰中心。
林：其實與其說我們喜歡做學校，應該是說我們比較喜歡需要整合紋理的基地。像是蘆洲國民運動中心，因為是鷺江國中配合全民運動政策而將劃出部分校地來興建的。平常對市民開放，學校上體育課的時候也可以帶到運動中心。因此設計上我們做了一個大平臺，以斜坡連通到原本學校的操場。對於學校邊界管制方式，斜坡是否需要上鎖避免學生翹課，校長也會跟學校老師溝通，與其用禁止的方式，讓我們用教育的方法來解決。校長的包容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陽明高中和永建國小會贏得競圖，都是在比圖的階段校長有看懂我們的企圖，知道我們在意的是如何整理校園的空間紋理，或是處理對城市的關係，而不是在意建築的造型表現。
請問妳們工作上如何分工？是一個負責設計一個負責現場嗎？
戴：有很多人好奇問過我們，那妳們的設計是誰做的？這個問題有點困難回答。設計想法就是這樣，過程當中一層一層疊加上去，到最後很難說這是誰的想法，我們就是一起思考，有問題也一起討論，或許同樣由SCI-Arc 畢業，想法價值較接近。
問：不過有時候，總是會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那誰的決定為主呢？
林：如果設計決定有衝突，那就以嘉惠的意見為主。她是事務所的負責人，工作上畢竟還是有相對的責任劃分。但是我會在現場做第一線的角色，和業主溝通，工地現場出現問題需要修改方案，執行面上會出現衝突的部分，都盡量先由我來面對。因為如果做最後決定的建築師站在第一線，我們就不太有緩衝空間來面對衝突，有時候必須很快下決定，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嘉惠在旁點頭小聲的說：對啊，每次出去開會人家說要改東西我都說好，回來就被白眼了）。我們事務所人口精簡，組織階層扁平，做決定反應可以比較快，大概一年一個新案子。用這樣的速度，我們也可以控制品質，也不需要擴展太大。如果現在再繼續投入公共工程競圖，還是會一直做學校嗎？還是會有其他想要挑戰的機能嗎？
戴＋林：我們其實並沒有一定執著於特定的機能或類型。會想要認真投入的案子，通常是對於那個基地很有感覺，覺得基地在跟我們講話，有被召喚的感覺，就能對設計產生無限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