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叡 | 性別現身UNESCO世界遺產
日期 : 2017-04-01
如果同意有形文化遺產不僅存在於實體物象之中，每一被認可、被傳遞於後代的文化遺產「價值」，會隨時代認同與社會觀念變遷，滾動式地反映著歷時性辯證過程，那麼，我們將不停發問：誰定義著類別？價值為何？誰決定了共同記憶？誰可發聲？誰被聆聽？誰受益？誰遭損？誰能接近？誰設下限制？誰握有權力，可宰制文化資源多寡？誰又決定了何種文化遺產值得保存？以上發問，皆是性別式的發問，皆質問著文化遺產在既成社會權力結構下，如何成為性別偏見之載體，隱隱透映著雄性霸權。每一文化遺產，無疑皆是性別場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主導的世界遺產（World Hertiage）[2]，立基於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遺公約》），成為依循國際制度建構出的跨國、跨文化平台其金字塔頂端的最高等級文化遺產（圖一）——經由國族競逐，依附當前國際共識下的文化價值和制度，經權力層層篩刷而來——使其成為檢視性別不平等的絕佳有形遺產場域。
UNESCO與性別平等
今日，促進性別平等 （gender equality）成為UNESCO兩個全球優先任務之一[3]。2009年首位女性總幹事博克娃（Irina Bokova）上任，長期關注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議題，連任至今。近年，除了統籌一系列國際性別平等行動計劃，亦推動文化部門下的世界遺產中心，將性別議題納入研究範疇。
2015年升任世遺中心主任的茹絲勒女士（Mechtild Rössler）是世界遺產性別研究的重要推手，執筆2014年UNESCO首本《性別平等與文化報告》文化遺產篇，以及2016年世遺中心第一份《世界遺產與性別平等》官方報告。透過社會文化中的「性別鏡頭」（gender lens），看見全球女性普遍未能平等獲取參與電影、戲劇製作、藝術、音樂和文化遺產等文化權利；注視被建構了的、欲被建構的性別與空間關係：世遺不只是擁戴「傑出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已引發諸多爭議）的實體具象物，而是抽象繁化成一系列在空間中被生產與再生產的性別化過程。
世界遺產名單中的性別辯證
1978年第一批世界遺產誕生，不難察覺早期入選案例多所複印了父權社會脈絡，重視「偉大男性」遠勝於女性。例如諸多考古遺產多由男性探險者定義、評價；又如1978年加拉帕戈斯群岛（厄瓜多）獲選以彰顯達爾文成就、1984年安東尼．高第的建築作品（西班牙）和1987年巴西利亞城市規劃與建築（巴西），皆高舉男性輝煌作為，鮮論女性貢獻。
特別凸顯出性別差異＼歧視的案例，首推希臘東正教精神中心阿索斯山（1988入選）嚴格禁止婦女和兒童進入，長期遭致違反人權之批評；又如俄羅斯貝加爾湖（1996入選）和日本紀伊山地靈場與參拜道（2004入選）明定女性禁止進入某些場域，使UNESCO不斷接獲抗議。部分案例顯示了男女平等意涵。如澳洲的烏盧魯．卡塔曲塔國家公園（1987入選），傳統文化上，男女各自擁有各自性別才能知曉、傳承的秘密聖域和儀式；2001年入選的蘇格蘭新拉納克工業聚落（圖二），理想主義者歐文（Robert Owen）於19世紀初罕見地提供了女性平等受教權（圖三），展現彼時社會創新價值與人文主義精神。
極少數案例，強調由女性建構出的獨特價值，如1998年入選的佛蘭德比津社區（比利時），這是13世紀一群奉獻上帝但半入世的婦女集體打造的封閉互助社區。這個基督文化第一起女性運動發生之地，相對映證了中世紀女性需與社會脫開才能自我實現的困境。
婦女賦權也是重點之一。2014年起，UNESCO和聯合國婦女署選擇與在地社群中低教育、無業婦女合作，增加她們收入，同時提昇對遺產地的認同，促進遺產保護，如約旦「Umm el-Jimal考古遺址婦女賦權計畫」。
每一具備顯著性別關聯的案例，皆使專業者掌握人類社會更多元樣貌。這呼應了1994年世遺委員會一份關鍵報告主張：因世遺定義上將文化和自然過於簡化二分，實應更深入關懷其中人類社群活動。茹絲勒視此為世遺研究上的「人類學轉向」（anthropological turn），鼓勵探尋銘刻於世遺空間處處的性別綜效。
世界遺產體制內的改革
在重視性別議題的女性總幹事和大會主席主導下（圖四），此屆委員會著手修正了重要文件《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指南》（簡稱《作業指南》）。這承襲自1987年UNESCO會員大會有多國提案避免性別偏見字彙、1999年出版了《中性語言指南》（圖五）之歷史；2005年，世遺委員會首次採用中性辭彙修正《作業指南》，2013年商討納入官方規範，終至2015年正式明文鼓勵各締約國使用中性用字。步步進程，有跡可尋。
2. 專業顧問組織的性別比例
統御世遺事務的UNESCO主管，不乏優秀女性，讓人好奇，是否僅是「玻璃天花板」個案，反而看不見阻礙了女性平等獲取權力的「玻璃牆」？
根據UNESCO分別針對負責世遺實質評鑑的二個單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和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調查性別比例。結果令人咋舌。2001至2004年的IUCN，33位全權審查世界自然遺產的專家，僅一位女性；2005至2009年，審查世界文化遺產的ICOMOS專家群，70%是男性。性別嚴重偏傾，引發許多疑慮：擔心這些握有列名審查權的專家，難免背負著普遍存在的性別偏見和社會刻板思維，影響評斷取向。結果一出，兩顧問組織立即承諾改善專家性別比例。
然而，拉近了性別比例，就能體現平等嗎？現任UNESCO性別平等部門主任克拉特女士（Saniye Corat）受訪時如此反省：「UNESCO雖然成功幫助許多女性進入公共領域，但我們並沒有讓大部分男性意識到進入家庭、承擔他們家庭責任的重要性。[5]意即，當更多女性站上權力位置或專家學者之列，似乎趨於形式平等，若她們所承受的事業、社會和家庭多重壓力仍勝於男性，誠難謂實質平等。
3. 性別平等的質實修補與翻轉
2015年《世遺公約》締約國大會，配合UNESCO推動性別平等政策而決議：
（1）在世遺完整流程中、特別是提名文件準備和內容上，確保尊重性別平等；
（2）在世遺範圍內及鄰近區域，確保兩性皆能擁有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機會；
（3）確保兩性在保存與管理的活動中，皆擁有平等且受尊重的磋商機會、完整且有效的參與、以及成為領導與代表的公平機會；
（4）確保與世遺相關的、以性別為根基的傳統實踐，如進入許可、參與和管理機制等，都在完全尊重性別平等的透明磋商過程中，獲得所有地方社群與團體的完整共識。
這反映了性別不平等的疑慮無所不在。世遺體制內所欲投入的實質修補與行動翻轉，足堪為台灣借鏡。
結論：接近文化遺產是人權，也須是性別平等
2005年歐洲議會主張：接近文化遺產的權利，是基本人權。人權中的「性別平等」意識，自是重要指標。然而，性別意識卻非與生俱來，克拉特女士曾表示：「任何一個有社會經歷的女性，如果說自己並沒有經歷過歧視，那可能是因為對性別平等的意識尚不夠敏感。（......）當我了解何謂性別平等之後，我發現生活處處都能發現不平等。」[6]可想見，許多關心文化遺產的朋友，尚如暗夜橫渡一段認識斷裂的平行之河，疑惑著、摸索著在體制內外位置、倡議、行動之外，那幽微如影隨形的性別差異。
我們必須奮力讓性別平等不致淪為空泛諷刺的字眼。人人若能提昇自身對性別的敏感度，認識問題癥結與解決之道，特別是從接近文化遺產、爭取文化權利與集體轉化的賦權過程中，回看自己增生了些什麼力量，思辨每一項文化遺產浸潤的性別意義及改革可能，那麼，涓滴行動必將匯流成河。
[1] 作者通訊：arc1001@gmail.com
[2] 目前，全球共有1052個世界遺產，包括814個文化遺產、203個自然遺產和35個複合遺產，位於165個締約國境內。
[3] UNESCO成立於1945年，慘烈二戰警世，各國期於教育、科學、文化與溝通層面促求和平。今日，兩個全球優先任務是非洲和性別平等，官網高掛標語 ”Building peace in the minds of men and women”（在男人與女人心中建立和平），盡力消弭各角落對女性的歧視與壓迫。
[4] 中性用字諸如mankind更為humankind、manmade改成humanmade、forefathers由ancestors替代、chairman改用chairperson等。
[5] 取自UNESCO性別平等部門主任克拉特〈平等路上總有「戰鬥」〉受訪內容。
[6] 取自UNESCO性別平等部門主任克拉特〈平等路上總有「戰鬥」〉受訪內容。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主導的世界遺產（World Hertiage）[2]，立基於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遺公約》），成為依循國際制度建構出的跨國、跨文化平台其金字塔頂端的最高等級文化遺產（圖一）——經由國族競逐，依附當前國際共識下的文化價值和制度，經權力層層篩刷而來——使其成為檢視性別不平等的絕佳有形遺產場域。
UNESCO與性別平等
今日，促進性別平等 （gender equality）成為UNESCO兩個全球優先任務之一[3]。2009年首位女性總幹事博克娃（Irina Bokova）上任，長期關注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議題，連任至今。近年，除了統籌一系列國際性別平等行動計劃，亦推動文化部門下的世界遺產中心，將性別議題納入研究範疇。
2015年升任世遺中心主任的茹絲勒女士（Mechtild Rössler）是世界遺產性別研究的重要推手，執筆2014年UNESCO首本《性別平等與文化報告》文化遺產篇，以及2016年世遺中心第一份《世界遺產與性別平等》官方報告。透過社會文化中的「性別鏡頭」（gender lens），看見全球女性普遍未能平等獲取參與電影、戲劇製作、藝術、音樂和文化遺產等文化權利；注視被建構了的、欲被建構的性別與空間關係：世遺不只是擁戴「傑出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已引發諸多爭議）的實體具象物，而是抽象繁化成一系列在空間中被生產與再生產的性別化過程。
世界遺產名單中的性別辯證
1978年第一批世界遺產誕生，不難察覺早期入選案例多所複印了父權社會脈絡，重視「偉大男性」遠勝於女性。例如諸多考古遺產多由男性探險者定義、評價；又如1978年加拉帕戈斯群岛（厄瓜多）獲選以彰顯達爾文成就、1984年安東尼．高第的建築作品（西班牙）和1987年巴西利亞城市規劃與建築（巴西），皆高舉男性輝煌作為，鮮論女性貢獻。
特別凸顯出性別差異＼歧視的案例，首推希臘東正教精神中心阿索斯山（1988入選）嚴格禁止婦女和兒童進入，長期遭致違反人權之批評；又如俄羅斯貝加爾湖（1996入選）和日本紀伊山地靈場與參拜道（2004入選）明定女性禁止進入某些場域，使UNESCO不斷接獲抗議。部分案例顯示了男女平等意涵。如澳洲的烏盧魯．卡塔曲塔國家公園（1987入選），傳統文化上，男女各自擁有各自性別才能知曉、傳承的秘密聖域和儀式；2001年入選的蘇格蘭新拉納克工業聚落（圖二），理想主義者歐文（Robert Owen）於19世紀初罕見地提供了女性平等受教權（圖三），展現彼時社會創新價值與人文主義精神。
極少數案例，強調由女性建構出的獨特價值，如1998年入選的佛蘭德比津社區（比利時），這是13世紀一群奉獻上帝但半入世的婦女集體打造的封閉互助社區。這個基督文化第一起女性運動發生之地，相對映證了中世紀女性需與社會脫開才能自我實現的困境。
婦女賦權也是重點之一。2014年起，UNESCO和聯合國婦女署選擇與在地社群中低教育、無業婦女合作，增加她們收入，同時提昇對遺產地的認同，促進遺產保護，如約旦「Umm el-Jimal考古遺址婦女賦權計畫」。
每一具備顯著性別關聯的案例，皆使專業者掌握人類社會更多元樣貌。這呼應了1994年世遺委員會一份關鍵報告主張：因世遺定義上將文化和自然過於簡化二分，實應更深入關懷其中人類社群活動。茹絲勒視此為世遺研究上的「人類學轉向」（anthropological turn），鼓勵探尋銘刻於世遺空間處處的性別綜效。
世界遺產體制內的改革
- 明文鼓勵使用中性（gender neutral）用字[4]
在重視性別議題的女性總幹事和大會主席主導下（圖四），此屆委員會著手修正了重要文件《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指南》（簡稱《作業指南》）。這承襲自1987年UNESCO會員大會有多國提案避免性別偏見字彙、1999年出版了《中性語言指南》（圖五）之歷史；2005年，世遺委員會首次採用中性辭彙修正《作業指南》，2013年商討納入官方規範，終至2015年正式明文鼓勵各締約國使用中性用字。步步進程，有跡可尋。
2. 專業顧問組織的性別比例
統御世遺事務的UNESCO主管，不乏優秀女性，讓人好奇，是否僅是「玻璃天花板」個案，反而看不見阻礙了女性平等獲取權力的「玻璃牆」？
根據UNESCO分別針對負責世遺實質評鑑的二個單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和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調查性別比例。結果令人咋舌。2001至2004年的IUCN，33位全權審查世界自然遺產的專家，僅一位女性；2005至2009年，審查世界文化遺產的ICOMOS專家群，70%是男性。性別嚴重偏傾，引發許多疑慮：擔心這些握有列名審查權的專家，難免背負著普遍存在的性別偏見和社會刻板思維，影響評斷取向。結果一出，兩顧問組織立即承諾改善專家性別比例。
然而，拉近了性別比例，就能體現平等嗎？現任UNESCO性別平等部門主任克拉特女士（Saniye Corat）受訪時如此反省：「UNESCO雖然成功幫助許多女性進入公共領域，但我們並沒有讓大部分男性意識到進入家庭、承擔他們家庭責任的重要性。[5]意即，當更多女性站上權力位置或專家學者之列，似乎趨於形式平等，若她們所承受的事業、社會和家庭多重壓力仍勝於男性，誠難謂實質平等。
3. 性別平等的質實修補與翻轉
2015年《世遺公約》締約國大會，配合UNESCO推動性別平等政策而決議：
（1）在世遺完整流程中、特別是提名文件準備和內容上，確保尊重性別平等；
（2）在世遺範圍內及鄰近區域，確保兩性皆能擁有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機會；
（3）確保兩性在保存與管理的活動中，皆擁有平等且受尊重的磋商機會、完整且有效的參與、以及成為領導與代表的公平機會；
（4）確保與世遺相關的、以性別為根基的傳統實踐，如進入許可、參與和管理機制等，都在完全尊重性別平等的透明磋商過程中，獲得所有地方社群與團體的完整共識。
這反映了性別不平等的疑慮無所不在。世遺體制內所欲投入的實質修補與行動翻轉，足堪為台灣借鏡。
結論：接近文化遺產是人權，也須是性別平等
2005年歐洲議會主張：接近文化遺產的權利，是基本人權。人權中的「性別平等」意識，自是重要指標。然而，性別意識卻非與生俱來，克拉特女士曾表示：「任何一個有社會經歷的女性，如果說自己並沒有經歷過歧視，那可能是因為對性別平等的意識尚不夠敏感。（......）當我了解何謂性別平等之後，我發現生活處處都能發現不平等。」[6]可想見，許多關心文化遺產的朋友，尚如暗夜橫渡一段認識斷裂的平行之河，疑惑著、摸索著在體制內外位置、倡議、行動之外，那幽微如影隨形的性別差異。
我們必須奮力讓性別平等不致淪為空泛諷刺的字眼。人人若能提昇自身對性別的敏感度，認識問題癥結與解決之道，特別是從接近文化遺產、爭取文化權利與集體轉化的賦權過程中，回看自己增生了些什麼力量，思辨每一項文化遺產浸潤的性別意義及改革可能，那麼，涓滴行動必將匯流成河。
[1] 作者通訊：arc1001@gmail.com
[2] 目前，全球共有1052個世界遺產，包括814個文化遺產、203個自然遺產和35個複合遺產，位於165個締約國境內。
[3] UNESCO成立於1945年，慘烈二戰警世，各國期於教育、科學、文化與溝通層面促求和平。今日，兩個全球優先任務是非洲和性別平等，官網高掛標語 ”Building peace in the minds of men and women”（在男人與女人心中建立和平），盡力消弭各角落對女性的歧視與壓迫。
[4] 中性用字諸如mankind更為humankind、manmade改成humanmade、forefathers由ancestors替代、chairman改用chairperson等。
[5] 取自UNESCO性別平等部門主任克拉特〈平等路上總有「戰鬥」〉受訪內容。
[6] 取自UNESCO性別平等部門主任克拉特〈平等路上總有「戰鬥」〉受訪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