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Yu Hsu ￜ The Architectural Vantage Point of an Urban Recluse: Thoughts about Architect Wang Chiu-Hwa (1925-2021)
Date : 2021-08-01
刊載於《建築師雜誌》No.560 ，2021/8月號，「紀念王秋華建築師」 特輯： 123-129頁
原文連結：https://reurl.cc/EnAYKm
圖/ 王秋華，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香港M+博物館
手繪肖像/ 黃文暉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北宋，＜定風波＞)
Look back
towards whence come all the rustling noises:
Home is
where there’s neither wind nor rain,
nor sun. (王秋華翻譯)
台灣現代圖書館之母暨台灣女建築家學會名譽發起人-王秋華建築師於2021年6月14日端午節下午2時15分在仁愛醫院平靜辭世，6月28日家祭後移靈入她生前設計的王家墓園，享壽96歲，從此長眠台北。筆者撰此文時，重讀王父日記註記：｢1979年6月28日秋華今日回抵台北。出國作建築工作三十年，茲最近決定放棄在紐約的工作，將在台灣授教台北工專。[1]｣巧合的日期彷彿早有定數，她在知命之年從父母之願，來去台北定居42年光陰，這裏是她人生中停留最長時間的家，今歸去，竟如她對每件事都有所準備的性格。筆者與她在2013年夏天結緣[2]，短暫八年間初識她的建築與思想，今日已來不及求教更多，回首探問歷史，謹向這位畢生專心致力於建築工作、關懷社會環境、平等謙和待人、大隱於市的建築家致敬。
逆風高飛的學習者
王秋華，別名德瀅，王世杰與蕭德華的次女，1925年8月8日生於北平，自幼好讀，能自學外語、音樂，因家學淵源亦能鑑賞詩詞書畫。她曾英譯北宋蘇東坡的＜寒食帖＞，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等，王父形容｢秋兒對于英文詩頗有撰作及翻譯天才[3]｣。她於年少求學時，隨著家人遷徙避戰亂，除了在南開中學的教育，她維持大量閱讀圖書館藏書的自主學習，奠基了她對中外文學的素養。年少即能與父親談論做人處事兼論政治時事，見識不讓鬚眉，王父形容她｢其思想之清晰，品德之堅強，均為一般受過高等教育女子所不逮，她的最大優點，在每一言行必根于一種原則，在堅守原則之時，卻十分謙和而不忤人。在討論一種原則之時，卻決不讓步，即與余討論時亦復如是。[4]｣1945年八月，身負國家政府要職的王父欲赴莫斯科談判，行前，正在建築系讀書的她寫一英文詩為父親壯行：｢Don't be afraid of opposition. Remember, a kite rises against, not with, the wind. (無畏阻力，牢記風箏逆風高飛。[5])｣青年的她逐漸顯出堅毅的性格。
1942年，她第一名考入位於重慶的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但她｢幾次考慮轉系，因為當年的建築教學採用的是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系統，而美國又承襲了法國『藝術學院派』，建築設計須以希臘，羅馬式建築為典範，對於不諳西洋文明史的中國學生而言，這些東西實在太遙遠了，沒有意義。加以那時正值中日抗戰，圖書資訊貧乏，沒有雜誌，影片，學校宛似孤島。[6]｣學習建築的第三年，自美國奧勒岡大學畢業的李惠伯老師，引進了現代建築觀念在設計課練習題中，她才開始對建築感興趣。1946年大學畢業，她與姊姊同行遠渡美國進修，並獨自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建築系五年級學習，1947年取得學士學位後申請獎學金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就讀，由普西沃･古德曼教授（Percival Goodman, 1904-1989）指導，進一步啟蒙了她對｢社會與建築｣的思索。亦師亦友的古德曼建築師除了提供她熟練美國建築工程技術的工作環境，於思維上開啟她思索建築專業的社會意義，深化她原本對建築內涵中的社會人文之興趣。她說：｢建築界學者均稱建築是『科技』與『藝術』的結晶 ，古教授卻令我感受到建築師的社會責任，並且更進一步令我認識建築只是人造環境的一小部分，要成為一個好建築師，必須先培植個人的人文素養。[7]｣1960年她取得紐約建築師執照並成為古德曼建築師事務所的協同建築師，1967年正式成為古德曼建築師事務所合作建築師，直到1979年離開紐約事務所，二人合作完成七十多件建築規劃設計案，多數都是公眾使用的建築空間，她在這些建築規劃設計中細緻考量人們的使用需要，特別是連結建築與社區的關係，她相信好的建築設計能帶給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空間，這是建築師的社會義務。2009年她翻譯古德曼建築師在1980年的著作《看見理想國：一位建築師的夢想國度遊記》在台灣出版，她所撰寫的〈作者介紹及本書源起〉結語以「啟蒙是開啟了建築專業的社會意義」作為指向，詮釋「源起」的雙向意思，一是普西沃．古德曼建築師的夢想/理想之根源，即「建築師的職責不止於美化環境，更需以促進社會改革為最重要目標。」二是她的建築啟蒙與實踐方向，即從布雜式的建築美術走向具社會意義的建築專業。
另一項對她影響深遠的身心變化發生於1949年她從哥大完成碩士學位之際，因肺病二度進出療養院治療，直到1954年完全痊癒。這段期間，她未完全中斷古德曼建築師事務所的設計繪圖工作，更未中止閱讀。她曾形容入住療養院期間的經驗：｢人生際遇往往很奇妙，有時候意想不到的人或事，意外的對你產生重大的影響，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我在1949年於哥大畢業後，開始在古教授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但1950～1952年便因肺病住入了紐約州北部的療養院。養病時期，我也繼續為古教授作一些設計，學會了平臥在床上的畫圖技巧；更重要的是利用靜臥的時間看了很多書，包括三部大書，是平時不大可能有時間一氣呵成閱讀的；這三部書其一是德國弗羅以德[8](Sigmund Frend)的心理學研究，其二是法國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文學巨著(六冊)回憶錄(A la recherché des temps Perdue)[9]，其三則是聖經。這三部書都與建築無直接關係，對聖經的拜讀也沒有使我變成基督徒，但是看書卻使我不知不覺地成長，也幫助我慢慢克服了初入病院時苦惱無奈的心情，甚至體會到蘇東坡詩中那句『因病得閑殊不惡』的樂趣！[10]｣其中，作家普魯斯特因肺炎去世，或許是如此，閱讀普魯斯特筆下的孤獨感讓她慢慢克服了病苦，寧靜獨處悄悄構成她的意識世界，更能專注思考不受外界干擾。
悲觀的理想主義者
她是建築的理想者，卻也看著美國社會及世界局勢而成了｢悲觀的理想主義者｣。1971年三月，王父在日記註記：｢周恩來赴北越並發表聯合公報，為將不惜『民族犧牲』以支援東南亞諸共產政權，一般人觀察，以為此種聲明，只是威脅，中共殊無餘力，在此與蘇俄衝突未息之時，更以軍隊參加東南亞戰爭。…與秋華談論，余謂彼向來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說，她看美國社會及世界局勢，她成了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11]現實的殘酷不曾終止衝擊人類社會，致使受苦受難者眾，悲觀的理想主義者是在明瞭現實的殘酷下，努力不懈的實踐理想。
1968年春天，她的母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爆發學生抗議行動，爭議始於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發現該校與美國國防分析研究所（IDA）關係甚密，間接捲入越南戰爭，加之哥倫比亞大學校方計劃在｢晨邊公園（Morningside Park）｣新建的體育館設計一個專為黑人學生出入的後門，引發學生和社區成員視其為種族隔離主義行為，帶有較強的歧視性，該體育館被貼上烏鴉體育館（Gym Crow）的標籤，學生對校方的種族主義政策強烈不滿，越戰與種族主義催生了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抗爭運動，1968年4月30日凌晨紐約市警察局暴力清場，大學教職員也加入抗議行動，師生聯合要求校董會做出改變。不久，同年11月8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頭版新聞，哥大宣布長期聘任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I. M. Pei），重新規劃該校擴建案，尤其要解決Morningside Park的體育館興建案的爭議，校方期望透過這項史無前例的校園整體規畫委託案，中止Morningside Park 的低收入戶住宅拆遷爭議，向社區居民展現哥大的好鄰居形象，並終止Morningside Park 的體育館設計所引發的學生佔領校園罷課抗議行動。校長認為這項改變象徵哥大經過215年歷史後的｢新時代」（a new era）。[12]
1968年5月16日，時任中研院院長的王父在日記註記：｢…秋兒來信(評論哥倫比亞大學近日大風潮)[13]…。｣曾任教育部長並創辦武漢大學的王父在回信中與她討論了政府興辦大學高等教育的弊端與體制改革重點：｢一、政府不再欠大學經費;二、對示威遊行學生不用武器;三、停閉大學院學系之最惡劣者。｣這場哥倫比亞大學校園規劃設計引發學生與社區成員抗議種族歧視的風波，對她而言更是提醒｢建築的社會意義｣，建築的規畫設計必須平等的歡迎人們進來，民眾參與環境的設計有助於社會認同與發展。這樣的省思可見於她在1969-1977年期間完成的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的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該校是位於紐約東皇后區市區之社區大學(QCC)，非授予學位的菁英教育機構，主要是讓一般人持續進修學習。這所學校計畫由2000位擴充至5000位學生，校園總配置(Master Plan)設計於1969年完成，擴建前，她沿校區走一圈，發現校內運動場地原建於十分險峻之岩坡上方，約5、6公尺以下即為公共公園，她便與當地公園管理處協商，如將車庫建於陡峭之峭壁下方，平時可供師生停車，週末或假日則可供民眾停車，公園處亦暫時同意後，她便將現有車庫拆去，在同地點另設與人文科學相關之畫廊及音樂、戲劇等表演場所。原希望再建一座可容當地居民參與之學生活動中心，但無法在現有校地覓得空間，加上當時校方無行政大樓，惟一行政空間乃處於現有圖書館之四樓，需要新增一所行政教學空間，同時公園管理處亦聲明如欲於峭壁下方新建之停車樓不可能及時興建，於是，她建議學校必須在校地中央設新行政大樓，於樓前廣場先建一座臨時性可停六百輛汽車之車庫，校地前方設新行政大樓及附設行政教學空間，在新大樓中央一樓設樓梯直達二樓，正對面即為現有圖書館之二樓入口，同時把連通校區東西側之斜坡改為一條平緩的「坡道街(Stepped street)」，讓學生可容易步行上坡、穿梭二旁行政與教學空間，並能於每座階梯及其間之緩斜平台停留與坐臥、看書、吃午餐或玩吉他，形成「學生活動中心」的流動空間，也成為歡迎學校所在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活動的環境設計。
1950-1970年期間，美國社會經歷反戰、反種族歧視、人權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等。社會多元文化激盪所打開的視野，已顯現在她為一般市民及弱勢族裔規劃公立小學、大學校園、社區教堂、社區中心的建築規劃設計中，其中，社區小學設計特別能呈現出她關懷社會的建築設計。社區與學校是人們共同生活與成長的環境，特別是來自社會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一所讓孩子認同與喜愛的社區小學，能讓孩子快樂的成長與學習，也能幫助家庭與社區發展。她在1964年完成第一所位於紐約曼哈頓黑人居住社區的市立小學 Public School 92。這所學校服務1568位來自黑人區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童，基地周圍是城市繁忙的街道，建築配置以U型圍塑一個中庭與二個遊戲場。她為孩子們設想一個喜歡進入的學校外觀，更在學校內明顯的位置配置不一樣的遊戲場，給不同年齡的孩子玩遊戲，同時在校園內外種樹，讓師生在有限的校園內也能享有自然環境意象。此外，當時的市政府給每所市立小學2500元美金的公共藝術經費預算，她很想利用這筆經費為這小學做一件特別的事，於是聘請專業藝術家選了120幅學童的畫作，印製在8英吋的陶磚上，預計貼在學童餐廳與遊戲室牆上，她想如此使小學生看見自己的畫放在重要的地方，會令他們喜歡自己的學校，但是當時的「市立設計建造局」認為兒童的作品不可列為「公共藝術」，便不許執行這計畫。她未輕言放棄建築營造人們對空間的認同感與主體性的設計，也在後來陸續完成的四所市立小學逐步實現，例如: Public School 345。
1977年她在紐約完成最後一所小學設計―Public School 57，這所學校有1400位學童，從幼兒園到四年級生，是第一所由紐約市府教育局計畫實行開放教室與協同教育系統(an open classroom/ Team Teaching system)的學校。與典型的學校不同，每一個年級有四間教室，每間教室28-30位學生，協同教育計畫是以七個分開的「家(house)」，每「家」含有一個資源中心和一個主要教育區，空間運用可收折式的隔家牆分成2或4個隔間、2或3個學習房間，1間教師備課室，廁所與儲藏室，這些空間都直接連結主要教學區。這樣的計畫是以資源中心協助鼓勵自主學習(self-learning)，聽講時間減少，部分改以討論形式，在小型的學習房間，提供更多的注意力給需要的學童。此外，還有圖書館與藝術科學室，內容由各 「家」提供，以及一些教室供學童休息與受情緒干擾較敏感的學童。公共區域則用可折式的隔間牆，區隔出午餐室、遊戲室與放映室，學童午餐室旁邊是廚房與教師午餐室，公共區域旁邊則是體能運動室。開放的核心空間與彈性的獨立空間，展現了教育空間的自明性與學習者的主體性，她將這些經驗累積延續到台灣，她主張學校應先有教育計畫，使建築計畫與之整體發展規劃，無論是設計大學圖書館，或是規劃大學校園，皆應如此。
人造環境的設計者
她與古德曼建築師一起工作近三十年，二人的建築工作分工是由她主責空間配置設計，古德曼掌握建築整體形貌，並邀青年藝術家一起合作，使現代建築兼具藝術性與實用性。1959年，王父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曾參觀她設計的猶太教堂與私人住宅，於日記註記：｢秋兒建築設計，美術性與其實用性兼重。[14]｣1967年，她從協同建築師(associate architect)轉為古德曼建築師事務所合作建築師，分工主持建築設計案，其中，1969-1973年間由她設計完成的美國研究中心(今日的歐美研究所)，是她第一件座落在台北南港中研院內的研究型圖書館暨演講廳之建築設計作品。
1963年秋天，她與王父一同從紐約經歐洲回抵台北，停留約四個月講學。1964年初，時任中研院院長的王父正積極籌措經費推進中研院與美國國家科學院合作計畫，並於1967年起草由中美雙方合資成立一個基金會，以設置特種講座延攬中國在美優秀學人回台發展科學，尤注重吸引人才進入已成立的六個科學研究中心。1969年10月30日，她在紐約事務所初步完成｢美國研究中心｣設計草圖，供中研院籌措成立該中心的經費。隔年十月，初步於美籌足該中心圖書館之建築經費，工程直到1971年才展開。已卸任中研院院長職務的王父於1971年4月日記註記：｢美國研究中心之建築計畫係由秋華設計，謝偉建築師做施工圖及監工，由李亦園、陳奇祿督理其事。地基選定於中研院近代史所之附近。[15]｣因為中研院更改美國研究中心預定基地位置，她為此留在台北重新修改原本的建築設計圖。考量基地旁邊的狹長河道每逢夏天漲水便會浸佔基地，於是她將基地提高一公尺多，並將入口轉移至遠離河口處。當時台灣尚不能提供空調，她便把南向斜屋頂做成雙層，空氣由斜屋頂低部進入，再於雙層斜屋頂之高端用抽風機將熱空氣抽出，即可使下部空間維持較舒適之涼爽度，同時於窗口設遮陽板，並將主樓層自地面提高，下方可供臨時停車並可按當時法規要求，於空襲時提供逃生躲避處所。中心的圖書館配置於二樓並提供局部夾層藏書，演講廳(禮堂)則是位於建築核心，運用幾何形格子樑系統與燈光營造講堂空間氛圍，圖書館與研究室環繞講堂配置。
中研院的美國研究中心建築工程整體完成於1973年，對當時的台灣而言，這項建築工程引進的新意，除了在這棟建築實現的雙層屋頂導熱、抬高地面層以避水患與水氣、出挑大雨庇的入口等，建築面相反映內外環境變化，同時形塑出建築整體簡潔俐落的美感，樸實耐看、堅固實用。然而，這項建築設計執行過程出現的問題，例如：氣候環境變化對建築空間使用的影響、因為台美二地工人施工方式差異而失敗的雙層牆工法、後續藏書空間需求擴充而改變原設計空間等等，對她而言是重要的實務經驗，因為台灣與美國的社會與環境差異，對建築設計具成敗影響，提醒她對不同社會下的建築與環境設計更敏感的思考，而從失敗經驗對環境設計的回饋，在她1983年後的建築設計逐步實現。
她在耳順之年通過台灣的建築師檢覈考試，展開她第二段在台灣的建築師執業生涯，此時，國際間盛行的工業建築風潮正迴流向台灣，是1960-1980年代承襲二戰軍事工業科技激化了的建築科技競賽，進化現代建築的模矩(module)、自由平面(open-plan) 、大跨距鋼構建築，其中值得留意的一支是回歸環境的建築科技發展，例如Team 4 (1963-67)和後來的Norman Foster的技術創新(technical innovation)或稱高科技(high-tech)、永續(sustainable)建築。1970年代她在美國執業後期已關注到這個建築發展趨勢，而台灣的1980年代正是產業科技轉型的關鍵時期，其中，新竹科學園區計畫是延續1960-70年代國家推動科學教育與重用科技人才的首要建設。1986年在園區內完成的國科會精密儀器研究中心，是她與潘冀建築師事務所合作完成的第二項工業建築設計，也是園區初期建設中的經典之作。｢該中心主要任務為訓練專業人員有關精密儀器之使用、修護及研究發展，共分為行政區、實驗區及工場區。行政區為二層樓，單邊走廊環繞花園中庭，除辦公室外並含圖書室、訓練班教室及120席之演講廳；實驗及工場區含化學、光學、雷射、電腦、電子、真空校驗等實驗室及工場，其中機械工場因需大型配備空間，化學工場因具特殊排氣需求，分別為獨立之一層樓建物並於造型各展特性。[16]｣空間配置精進了美國研究中心的內部迴廊設計，環繞中庭流動的空間，調和了內外的物理環境，維繫了使用者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同時務實處理了各種設備實驗室尺度與秩序，簡潔有效率地將功能與造型整合為一體，由內而外的空間構成，外部環境日光變化映照在建築上，光與影恰如其分地進入室內或停留於外，這座工業建築非張牙舞爪表現昂貴的形式，而是安穩實現內蘊環境的建築。她將環境作息融入建築之內外構成，形成空間流動的韻律，除了表現在她與潘冀建築師事務所合作的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原大學全人教育中心等，最細膩的生活環境設計實現於1983-84年間她為家人(特別是母親)設計的自宅｢雪舍｣，以及她於1978與1988年為定居美國的外甥女一家人設計的自宅。
人造環境不變的本質就是持續｢改變｣，建築僅是人造環境的一部分，也不免要持續有所改變。她的最後一項建築工作，是主動為中原大學圖書館檢索區做改變，主要是因應人們習慣用電腦上網，對於閱讀、查找資訊的習慣已經改變了，圖書館空間使用必須持續隨之改變，讓圖書館適合並吸引人們進來閱覽書籍、蒐集資料、獲得知識，這座圖書館也是她唯一選擇為2017年九月的第一屆｢建築評論｣會中與青年人討論的｢建築｣及其現代性。圖書館作為一種現代建築，並非侷限於房舍形式上的表現，更是為了人們認識知識之必要，而存在、流動、改變的空間，這便是一座｢現代圖書館｣的基本意義。
反思：選擇一種態度
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以｢國家｣之名給予一位建築師榮譽，確實是一份了不起的殊榮，只不過，當被冠上｢第一位女性｣，這份榮寵對她而言，除了簡言感謝，已不會改變她什麼。因此，當有人以她為題材評價女性建築師何德何能的資格問題時，她無須理會。反倒是因為她獲得這項榮譽，我們這些同行者都上了一堂非上不可的課，一堂謙卑的課，｢因為它告訴我們，一如我們之評斷別人的價值與成就，我們自己是否有價值，也就不是我們自己所能評斷的。每一個獎，都是這個世界在發言，如果我們接受它，而且為此表示衷心的感激，那就表示我們看到的並不是自己，是按照自己與這個世界應對時所採取的態度在行動，換句話說，我們是對一個讓我們有空間發言並讓我們被聽見的世界與公共領域做出回應。…一個人能夠在公共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公共領域之所以接納他、肯定他，絕對不是理所當然的事。…頒給人家一項榮譽，以肯定他的存在，社會上的反應尤其是人云亦云到了極點。｣[17]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公共榮譽與獎勵的實質效力，不免有人會想，國家榮譽與她的名字掛在一起，看起來是頌揚性別平等的社會與國家的誕生，終於公開接納與肯定一輩子從事建築(師)工作的一位(單身)女性之存在。當然，難免有人會趁機嚷嚷，這一項榮譽頒給了｢她｣，她們沒給個｢本質｣上與｢他｣哪裡不同的說法，就是不行。但，古典的本質主義不正是意外支撐了父權違建下的刻板印象嗎?這可無助於現代人們殷殷期盼的多樣性、多變的發展空間。舉著批評之旗而來的江湖郎中[18]，搬弄品味、操作批評，還摻加些八卦使戲劇效果在公共領域發酵，吸引不知情的群眾圍觀。然而，細究真理不曾是江湖郎中免費提供的服務。｢批評所關切的是藝術作品的真理內涵，評論所關切的則是作品的題材。…藝術作品的歷史乃為批評提供了準備，這也正是歷史距離加強了作品的力量的原因。…批評家所要探討的無他，無非是那繼續燃燒於其上的生命之火的真理而已。[19]｣
她向來無意在建築的形式與理論之間打轉製造話題，也不願意利用性別為題材評論建築與女性，主要是她認為建築與環境始終是｢人｣的問題，而不是男人或女人的問題，她學習或從事建築工作，都不是從自己為女性作思考的出發點。女建築師假如有問題，這必然是建築界與社會問題的一部份。這是1984年她受邀參加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場公開的｢建築與女性｣座談會選擇的一種態度，她相信：「每人必須了解自己的特長，學習與他人合作，觀念上不要受傳統想法的限制。一人的自信心是在找到自己的特長去發展後，才能培養出來，並不是外界讚許造成的。自信心也有一種影響人的力量，你必須先自信，然後才能為他人信。我們雖不必追求功名，也必須能平等而公開的參與自己所能作的工作，時代與社會的觀念也是人造的，不是永遠不變的。」[20]平等而公開的參與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改變建築界與社會的觀念，是2018年她參與34位女性建築工作者發起成立台灣女建築家學會的共同意志。建築不脫離社會，人類社會的改變，會從她們專注的建築工作中看見，也會啟發人們想一想建築專業如何對社會有所貢獻。
2019年11月底，香港市民持續抗議政府專制、社會動盪不安，同時又是選舉日，她堅守承諾受邀參加香港M+博物館「女性、建築與城市的對話」論壇，94歲的她堅毅的提醒在場所有人：「你去做一個房子，很漂亮，也沒甚麼了不起。可是我覺得人造環境，事實上是建築師很重要的義務，所以我們一定要從這一點開始去考慮。」這就是她知行合一、貫徹始終對建築與環境的信念。建築專業應關懷的人造環境，不只是為富人蓋華廈，更應是實現建築於營造友善多元、平等自由、互相尊重扶持的社會環境。
2021年6月端午節，這位大隱於市的建築家悄然離去，而此刻的人類城市正遭逢新冠狀病毒疫情衝擊，殘酷的現實使人們失去所愛，社會人心惶惶。面對黑暗時刻，願同樣從事建築工作的後輩記得她說過：｢建築整件事都很辛苦，但是你要是能夠做得好的話，你會覺得很高興。[21]｣我們一起從歷史的恢宏向度反思她帶來的建築意義與社會價值，勇敢接力重建後疫情時代的人造環境。
延伸參考資料
｢歷史、檔案與缺失：重構建築界的女性敘事｣ https://reurl.cc/5rRyWz
藝術很有事第51集―｢女性建築師的空間藝術｣ https://reurl.cc/W3OZ27
Architexxhttps://reurl.cc/XWQY87
註釋
[1] 王世杰先生日記(1979年6月28日)
[2]筆者與王老師初識於2013年夏天為三校建築系畢業生演講的活動，我們各自分享自己的求學與工作經驗，以回應現場眾人對女性從事建築工作的好奇發問。一直到2017年筆者為了認識修澤蘭的故事再度登門拜訪她，才逐漸開始認識她，當時她已92歲。不久，我們計畫成立女建築家學會，請她擔任名譽發起人，延續她與修澤蘭、黃秋月曾於2000年開始卻未完成的計畫(中華民國女建築師聯誼會)。自2018年起，筆者持續拜訪她，透過王老師影友會與家人協助，著手為她整理年表、編輯特輯、申請國家文藝獎、陪同出席香港M+論壇、代為簡介她的作品與敘述她的故事，這段期間，筆者體認到必須從歷史去認識她，方能談論她帶來的思考意義與價值。
[3] 王世杰日記(1974年10月7日)
[4] 王世杰日記(1964年3月13日)
[5] 本文筆者譯。
[6] 本段落引用自王秋華的文章＜漫談｢建築｣＞。
[7] 本段落引用自王秋華的文章＜漫談｢建築｣＞。
[8] 即｢佛洛依德｣。
[9] 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的這本名著較為人熟悉的中譯書名是《追憶似水年華》。
[10] 本段落引用自王秋華的文章＜漫談｢建築｣＞。
[11] 王世杰日記(1971年3月9日與3月25日)
[12] 此段文字部分引用自筆者著作《末年：戰後台灣現代建築與移植現代性》(2020)。
[13] 王世杰日記(1968年5月16日)
[14] 王世杰日記(1959年10月29日)
[15] 王世杰日記(1971年4月2日)
[16] 本段描述文字引用自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網頁。https://reurl.cc/0jle09
[17]本段落引用自漢娜･鄂蘭。(2006)。＜黑暗時代的人文精神-兼論萊辛＞《黑暗時代群像》。台北：立緒出版。頁3。
[18] ｢郎中｣，舊時指醫生，｢江湖郎中｣是俚語，原指搖著串鈴四處流浪或擺地攤賣藥的人。在義大利文是｢charlatan｣，原指在中世紀時期，四處兜售草藥的小販而言。通常他的搭檔夥伴會使用咒文、歌唱及舞蹈方式來招攬顧客們的注意，吹捧他們所販售的藥丸及藥膏。無知的群眾包圍著他們，甚至勉為其難的付費，仍被逗得開懷大笑。 (參考｢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本文藉此譬喻在公共領域操作評論者。
[19] 本段落引用自漢娜･鄂蘭。(2006)。＜最後的歐洲人-華特･班雅明＞《黑暗時代群像》。台北：立緒出版。頁202-204。原文出自華特･班雅明在論歌德的《親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的導言。
[20] 本段落引用自1984年3月份《建築師雜誌》。
[21] 2020年國藝會為她拍攝紀錄片｢建築･秋華｣的預告片尾自述。“Architectural is a tough thing, but you will be really happy if you can complete it well.”(筆者翻譯)
圖說
圖1: 王秋華於1950年因肺病進入療養院調養期間，曾接受一位攝影家邀請，拍下這張人物攝影。(筆者推測當時她正示範英寸inch的由來。)
圖2: 王秋華於1976年在紐約事務所內被拍下這張工作中的照片，工作夥伴暱稱她為｢穿旗袍的建築師｣。
圖3: 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 “stepped street”地面層平面圖與北側行政大樓柱廊照片。
圖4: 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 “stepped street”坡道街的學生活動照片。
圖5: Public School 92 地面層配置圖。
圖6: Public School 345學校入口落成照片。
圖7: 中研院美國研究中心演講堂(禮堂)落成照片。
圖8: 中研院美國研究中心東西向剖面圖。
圖9: 中研院美國研究中心圖書館落成照片，室內家具同樣是王秋華建築師設計。
圖10-11: 新竹科學園區國科會精密儀器發展中心(上:地面層平面圖，下:落成照片)。©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圖12: 2019年11月底，王秋華建築師受邀參加香港M+博物館「女性、建築與城市的對話」論壇，(照片右側為本文筆者) 。©香港M+博物館。
原文連結：https://reurl.cc/EnAYKm
圖/ 王秋華，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香港M+博物館
手繪肖像/ 黃文暉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北宋，＜定風波＞)
Look back
towards whence come all the rustling noises:
Home is
where there’s neither wind nor rain,
nor sun. (王秋華翻譯)
台灣現代圖書館之母暨台灣女建築家學會名譽發起人-王秋華建築師於2021年6月14日端午節下午2時15分在仁愛醫院平靜辭世，6月28日家祭後移靈入她生前設計的王家墓園，享壽96歲，從此長眠台北。筆者撰此文時，重讀王父日記註記：｢1979年6月28日秋華今日回抵台北。出國作建築工作三十年，茲最近決定放棄在紐約的工作，將在台灣授教台北工專。[1]｣巧合的日期彷彿早有定數，她在知命之年從父母之願，來去台北定居42年光陰，這裏是她人生中停留最長時間的家，今歸去，竟如她對每件事都有所準備的性格。筆者與她在2013年夏天結緣[2]，短暫八年間初識她的建築與思想，今日已來不及求教更多，回首探問歷史，謹向這位畢生專心致力於建築工作、關懷社會環境、平等謙和待人、大隱於市的建築家致敬。
逆風高飛的學習者
王秋華，別名德瀅，王世杰與蕭德華的次女，1925年8月8日生於北平，自幼好讀，能自學外語、音樂，因家學淵源亦能鑑賞詩詞書畫。她曾英譯北宋蘇東坡的＜寒食帖＞，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等，王父形容｢秋兒對于英文詩頗有撰作及翻譯天才[3]｣。她於年少求學時，隨著家人遷徙避戰亂，除了在南開中學的教育，她維持大量閱讀圖書館藏書的自主學習，奠基了她對中外文學的素養。年少即能與父親談論做人處事兼論政治時事，見識不讓鬚眉，王父形容她｢其思想之清晰，品德之堅強，均為一般受過高等教育女子所不逮，她的最大優點，在每一言行必根于一種原則，在堅守原則之時，卻十分謙和而不忤人。在討論一種原則之時，卻決不讓步，即與余討論時亦復如是。[4]｣1945年八月，身負國家政府要職的王父欲赴莫斯科談判，行前，正在建築系讀書的她寫一英文詩為父親壯行：｢Don't be afraid of opposition. Remember, a kite rises against, not with, the wind. (無畏阻力，牢記風箏逆風高飛。[5])｣青年的她逐漸顯出堅毅的性格。
1942年，她第一名考入位於重慶的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但她｢幾次考慮轉系，因為當年的建築教學採用的是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系統，而美國又承襲了法國『藝術學院派』，建築設計須以希臘，羅馬式建築為典範，對於不諳西洋文明史的中國學生而言，這些東西實在太遙遠了，沒有意義。加以那時正值中日抗戰，圖書資訊貧乏，沒有雜誌，影片，學校宛似孤島。[6]｣學習建築的第三年，自美國奧勒岡大學畢業的李惠伯老師，引進了現代建築觀念在設計課練習題中，她才開始對建築感興趣。1946年大學畢業，她與姊姊同行遠渡美國進修，並獨自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建築系五年級學習，1947年取得學士學位後申請獎學金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就讀，由普西沃･古德曼教授（Percival Goodman, 1904-1989）指導，進一步啟蒙了她對｢社會與建築｣的思索。亦師亦友的古德曼建築師除了提供她熟練美國建築工程技術的工作環境，於思維上開啟她思索建築專業的社會意義，深化她原本對建築內涵中的社會人文之興趣。她說：｢建築界學者均稱建築是『科技』與『藝術』的結晶 ，古教授卻令我感受到建築師的社會責任，並且更進一步令我認識建築只是人造環境的一小部分，要成為一個好建築師，必須先培植個人的人文素養。[7]｣1960年她取得紐約建築師執照並成為古德曼建築師事務所的協同建築師，1967年正式成為古德曼建築師事務所合作建築師，直到1979年離開紐約事務所，二人合作完成七十多件建築規劃設計案，多數都是公眾使用的建築空間，她在這些建築規劃設計中細緻考量人們的使用需要，特別是連結建築與社區的關係，她相信好的建築設計能帶給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空間，這是建築師的社會義務。2009年她翻譯古德曼建築師在1980年的著作《看見理想國：一位建築師的夢想國度遊記》在台灣出版，她所撰寫的〈作者介紹及本書源起〉結語以「啟蒙是開啟了建築專業的社會意義」作為指向，詮釋「源起」的雙向意思，一是普西沃．古德曼建築師的夢想/理想之根源，即「建築師的職責不止於美化環境，更需以促進社會改革為最重要目標。」二是她的建築啟蒙與實踐方向，即從布雜式的建築美術走向具社會意義的建築專業。
另一項對她影響深遠的身心變化發生於1949年她從哥大完成碩士學位之際，因肺病二度進出療養院治療，直到1954年完全痊癒。這段期間，她未完全中斷古德曼建築師事務所的設計繪圖工作，更未中止閱讀。她曾形容入住療養院期間的經驗：｢人生際遇往往很奇妙，有時候意想不到的人或事，意外的對你產生重大的影響，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我在1949年於哥大畢業後，開始在古教授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但1950～1952年便因肺病住入了紐約州北部的療養院。養病時期，我也繼續為古教授作一些設計，學會了平臥在床上的畫圖技巧；更重要的是利用靜臥的時間看了很多書，包括三部大書，是平時不大可能有時間一氣呵成閱讀的；這三部書其一是德國弗羅以德[8](Sigmund Frend)的心理學研究，其二是法國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文學巨著(六冊)回憶錄(A la recherché des temps Perdue)[9]，其三則是聖經。這三部書都與建築無直接關係，對聖經的拜讀也沒有使我變成基督徒，但是看書卻使我不知不覺地成長，也幫助我慢慢克服了初入病院時苦惱無奈的心情，甚至體會到蘇東坡詩中那句『因病得閑殊不惡』的樂趣！[10]｣其中，作家普魯斯特因肺炎去世，或許是如此，閱讀普魯斯特筆下的孤獨感讓她慢慢克服了病苦，寧靜獨處悄悄構成她的意識世界，更能專注思考不受外界干擾。
悲觀的理想主義者
她是建築的理想者，卻也看著美國社會及世界局勢而成了｢悲觀的理想主義者｣。1971年三月，王父在日記註記：｢周恩來赴北越並發表聯合公報，為將不惜『民族犧牲』以支援東南亞諸共產政權，一般人觀察，以為此種聲明，只是威脅，中共殊無餘力，在此與蘇俄衝突未息之時，更以軍隊參加東南亞戰爭。…與秋華談論，余謂彼向來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說，她看美國社會及世界局勢，她成了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11]現實的殘酷不曾終止衝擊人類社會，致使受苦受難者眾，悲觀的理想主義者是在明瞭現實的殘酷下，努力不懈的實踐理想。
1968年春天，她的母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爆發學生抗議行動，爭議始於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發現該校與美國國防分析研究所（IDA）關係甚密，間接捲入越南戰爭，加之哥倫比亞大學校方計劃在｢晨邊公園（Morningside Park）｣新建的體育館設計一個專為黑人學生出入的後門，引發學生和社區成員視其為種族隔離主義行為，帶有較強的歧視性，該體育館被貼上烏鴉體育館（Gym Crow）的標籤，學生對校方的種族主義政策強烈不滿，越戰與種族主義催生了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抗爭運動，1968年4月30日凌晨紐約市警察局暴力清場，大學教職員也加入抗議行動，師生聯合要求校董會做出改變。不久，同年11月8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頭版新聞，哥大宣布長期聘任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I. M. Pei），重新規劃該校擴建案，尤其要解決Morningside Park的體育館興建案的爭議，校方期望透過這項史無前例的校園整體規畫委託案，中止Morningside Park 的低收入戶住宅拆遷爭議，向社區居民展現哥大的好鄰居形象，並終止Morningside Park 的體育館設計所引發的學生佔領校園罷課抗議行動。校長認為這項改變象徵哥大經過215年歷史後的｢新時代」（a new era）。[12]
1968年5月16日，時任中研院院長的王父在日記註記：｢…秋兒來信(評論哥倫比亞大學近日大風潮)[13]…。｣曾任教育部長並創辦武漢大學的王父在回信中與她討論了政府興辦大學高等教育的弊端與體制改革重點：｢一、政府不再欠大學經費;二、對示威遊行學生不用武器;三、停閉大學院學系之最惡劣者。｣這場哥倫比亞大學校園規劃設計引發學生與社區成員抗議種族歧視的風波，對她而言更是提醒｢建築的社會意義｣，建築的規畫設計必須平等的歡迎人們進來，民眾參與環境的設計有助於社會認同與發展。這樣的省思可見於她在1969-1977年期間完成的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的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該校是位於紐約東皇后區市區之社區大學(QCC)，非授予學位的菁英教育機構，主要是讓一般人持續進修學習。這所學校計畫由2000位擴充至5000位學生，校園總配置(Master Plan)設計於1969年完成，擴建前，她沿校區走一圈，發現校內運動場地原建於十分險峻之岩坡上方，約5、6公尺以下即為公共公園，她便與當地公園管理處協商，如將車庫建於陡峭之峭壁下方，平時可供師生停車，週末或假日則可供民眾停車，公園處亦暫時同意後，她便將現有車庫拆去，在同地點另設與人文科學相關之畫廊及音樂、戲劇等表演場所。原希望再建一座可容當地居民參與之學生活動中心，但無法在現有校地覓得空間，加上當時校方無行政大樓，惟一行政空間乃處於現有圖書館之四樓，需要新增一所行政教學空間，同時公園管理處亦聲明如欲於峭壁下方新建之停車樓不可能及時興建，於是，她建議學校必須在校地中央設新行政大樓，於樓前廣場先建一座臨時性可停六百輛汽車之車庫，校地前方設新行政大樓及附設行政教學空間，在新大樓中央一樓設樓梯直達二樓，正對面即為現有圖書館之二樓入口，同時把連通校區東西側之斜坡改為一條平緩的「坡道街(Stepped street)」，讓學生可容易步行上坡、穿梭二旁行政與教學空間，並能於每座階梯及其間之緩斜平台停留與坐臥、看書、吃午餐或玩吉他，形成「學生活動中心」的流動空間，也成為歡迎學校所在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活動的環境設計。
1950-1970年期間，美國社會經歷反戰、反種族歧視、人權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等。社會多元文化激盪所打開的視野，已顯現在她為一般市民及弱勢族裔規劃公立小學、大學校園、社區教堂、社區中心的建築規劃設計中，其中，社區小學設計特別能呈現出她關懷社會的建築設計。社區與學校是人們共同生活與成長的環境，特別是來自社會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一所讓孩子認同與喜愛的社區小學，能讓孩子快樂的成長與學習，也能幫助家庭與社區發展。她在1964年完成第一所位於紐約曼哈頓黑人居住社區的市立小學 Public School 92。這所學校服務1568位來自黑人區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童，基地周圍是城市繁忙的街道，建築配置以U型圍塑一個中庭與二個遊戲場。她為孩子們設想一個喜歡進入的學校外觀，更在學校內明顯的位置配置不一樣的遊戲場，給不同年齡的孩子玩遊戲，同時在校園內外種樹，讓師生在有限的校園內也能享有自然環境意象。此外，當時的市政府給每所市立小學2500元美金的公共藝術經費預算，她很想利用這筆經費為這小學做一件特別的事，於是聘請專業藝術家選了120幅學童的畫作，印製在8英吋的陶磚上，預計貼在學童餐廳與遊戲室牆上，她想如此使小學生看見自己的畫放在重要的地方，會令他們喜歡自己的學校，但是當時的「市立設計建造局」認為兒童的作品不可列為「公共藝術」，便不許執行這計畫。她未輕言放棄建築營造人們對空間的認同感與主體性的設計，也在後來陸續完成的四所市立小學逐步實現，例如: Public School 345。
1977年她在紐約完成最後一所小學設計―Public School 57，這所學校有1400位學童，從幼兒園到四年級生，是第一所由紐約市府教育局計畫實行開放教室與協同教育系統(an open classroom/ Team Teaching system)的學校。與典型的學校不同，每一個年級有四間教室，每間教室28-30位學生，協同教育計畫是以七個分開的「家(house)」，每「家」含有一個資源中心和一個主要教育區，空間運用可收折式的隔家牆分成2或4個隔間、2或3個學習房間，1間教師備課室，廁所與儲藏室，這些空間都直接連結主要教學區。這樣的計畫是以資源中心協助鼓勵自主學習(self-learning)，聽講時間減少，部分改以討論形式，在小型的學習房間，提供更多的注意力給需要的學童。此外，還有圖書館與藝術科學室，內容由各 「家」提供，以及一些教室供學童休息與受情緒干擾較敏感的學童。公共區域則用可折式的隔間牆，區隔出午餐室、遊戲室與放映室，學童午餐室旁邊是廚房與教師午餐室，公共區域旁邊則是體能運動室。開放的核心空間與彈性的獨立空間，展現了教育空間的自明性與學習者的主體性，她將這些經驗累積延續到台灣，她主張學校應先有教育計畫，使建築計畫與之整體發展規劃，無論是設計大學圖書館，或是規劃大學校園，皆應如此。
人造環境的設計者
她與古德曼建築師一起工作近三十年，二人的建築工作分工是由她主責空間配置設計，古德曼掌握建築整體形貌，並邀青年藝術家一起合作，使現代建築兼具藝術性與實用性。1959年，王父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曾參觀她設計的猶太教堂與私人住宅，於日記註記：｢秋兒建築設計，美術性與其實用性兼重。[14]｣1967年，她從協同建築師(associate architect)轉為古德曼建築師事務所合作建築師，分工主持建築設計案，其中，1969-1973年間由她設計完成的美國研究中心(今日的歐美研究所)，是她第一件座落在台北南港中研院內的研究型圖書館暨演講廳之建築設計作品。
1963年秋天，她與王父一同從紐約經歐洲回抵台北，停留約四個月講學。1964年初，時任中研院院長的王父正積極籌措經費推進中研院與美國國家科學院合作計畫，並於1967年起草由中美雙方合資成立一個基金會，以設置特種講座延攬中國在美優秀學人回台發展科學，尤注重吸引人才進入已成立的六個科學研究中心。1969年10月30日，她在紐約事務所初步完成｢美國研究中心｣設計草圖，供中研院籌措成立該中心的經費。隔年十月，初步於美籌足該中心圖書館之建築經費，工程直到1971年才展開。已卸任中研院院長職務的王父於1971年4月日記註記：｢美國研究中心之建築計畫係由秋華設計，謝偉建築師做施工圖及監工，由李亦園、陳奇祿督理其事。地基選定於中研院近代史所之附近。[15]｣因為中研院更改美國研究中心預定基地位置，她為此留在台北重新修改原本的建築設計圖。考量基地旁邊的狹長河道每逢夏天漲水便會浸佔基地，於是她將基地提高一公尺多，並將入口轉移至遠離河口處。當時台灣尚不能提供空調，她便把南向斜屋頂做成雙層，空氣由斜屋頂低部進入，再於雙層斜屋頂之高端用抽風機將熱空氣抽出，即可使下部空間維持較舒適之涼爽度，同時於窗口設遮陽板，並將主樓層自地面提高，下方可供臨時停車並可按當時法規要求，於空襲時提供逃生躲避處所。中心的圖書館配置於二樓並提供局部夾層藏書，演講廳(禮堂)則是位於建築核心，運用幾何形格子樑系統與燈光營造講堂空間氛圍，圖書館與研究室環繞講堂配置。
中研院的美國研究中心建築工程整體完成於1973年，對當時的台灣而言，這項建築工程引進的新意，除了在這棟建築實現的雙層屋頂導熱、抬高地面層以避水患與水氣、出挑大雨庇的入口等，建築面相反映內外環境變化，同時形塑出建築整體簡潔俐落的美感，樸實耐看、堅固實用。然而，這項建築設計執行過程出現的問題，例如：氣候環境變化對建築空間使用的影響、因為台美二地工人施工方式差異而失敗的雙層牆工法、後續藏書空間需求擴充而改變原設計空間等等，對她而言是重要的實務經驗，因為台灣與美國的社會與環境差異，對建築設計具成敗影響，提醒她對不同社會下的建築與環境設計更敏感的思考，而從失敗經驗對環境設計的回饋，在她1983年後的建築設計逐步實現。
她在耳順之年通過台灣的建築師檢覈考試，展開她第二段在台灣的建築師執業生涯，此時，國際間盛行的工業建築風潮正迴流向台灣，是1960-1980年代承襲二戰軍事工業科技激化了的建築科技競賽，進化現代建築的模矩(module)、自由平面(open-plan) 、大跨距鋼構建築，其中值得留意的一支是回歸環境的建築科技發展，例如Team 4 (1963-67)和後來的Norman Foster的技術創新(technical innovation)或稱高科技(high-tech)、永續(sustainable)建築。1970年代她在美國執業後期已關注到這個建築發展趨勢，而台灣的1980年代正是產業科技轉型的關鍵時期，其中，新竹科學園區計畫是延續1960-70年代國家推動科學教育與重用科技人才的首要建設。1986年在園區內完成的國科會精密儀器研究中心，是她與潘冀建築師事務所合作完成的第二項工業建築設計，也是園區初期建設中的經典之作。｢該中心主要任務為訓練專業人員有關精密儀器之使用、修護及研究發展，共分為行政區、實驗區及工場區。行政區為二層樓，單邊走廊環繞花園中庭，除辦公室外並含圖書室、訓練班教室及120席之演講廳；實驗及工場區含化學、光學、雷射、電腦、電子、真空校驗等實驗室及工場，其中機械工場因需大型配備空間，化學工場因具特殊排氣需求，分別為獨立之一層樓建物並於造型各展特性。[16]｣空間配置精進了美國研究中心的內部迴廊設計，環繞中庭流動的空間，調和了內外的物理環境，維繫了使用者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同時務實處理了各種設備實驗室尺度與秩序，簡潔有效率地將功能與造型整合為一體，由內而外的空間構成，外部環境日光變化映照在建築上，光與影恰如其分地進入室內或停留於外，這座工業建築非張牙舞爪表現昂貴的形式，而是安穩實現內蘊環境的建築。她將環境作息融入建築之內外構成，形成空間流動的韻律，除了表現在她與潘冀建築師事務所合作的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原大學全人教育中心等，最細膩的生活環境設計實現於1983-84年間她為家人(特別是母親)設計的自宅｢雪舍｣，以及她於1978與1988年為定居美國的外甥女一家人設計的自宅。
人造環境不變的本質就是持續｢改變｣，建築僅是人造環境的一部分，也不免要持續有所改變。她的最後一項建築工作，是主動為中原大學圖書館檢索區做改變，主要是因應人們習慣用電腦上網，對於閱讀、查找資訊的習慣已經改變了，圖書館空間使用必須持續隨之改變，讓圖書館適合並吸引人們進來閱覽書籍、蒐集資料、獲得知識，這座圖書館也是她唯一選擇為2017年九月的第一屆｢建築評論｣會中與青年人討論的｢建築｣及其現代性。圖書館作為一種現代建築，並非侷限於房舍形式上的表現，更是為了人們認識知識之必要，而存在、流動、改變的空間，這便是一座｢現代圖書館｣的基本意義。
反思：選擇一種態度
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以｢國家｣之名給予一位建築師榮譽，確實是一份了不起的殊榮，只不過，當被冠上｢第一位女性｣，這份榮寵對她而言，除了簡言感謝，已不會改變她什麼。因此，當有人以她為題材評價女性建築師何德何能的資格問題時，她無須理會。反倒是因為她獲得這項榮譽，我們這些同行者都上了一堂非上不可的課，一堂謙卑的課，｢因為它告訴我們，一如我們之評斷別人的價值與成就，我們自己是否有價值，也就不是我們自己所能評斷的。每一個獎，都是這個世界在發言，如果我們接受它，而且為此表示衷心的感激，那就表示我們看到的並不是自己，是按照自己與這個世界應對時所採取的態度在行動，換句話說，我們是對一個讓我們有空間發言並讓我們被聽見的世界與公共領域做出回應。…一個人能夠在公共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公共領域之所以接納他、肯定他，絕對不是理所當然的事。…頒給人家一項榮譽，以肯定他的存在，社會上的反應尤其是人云亦云到了極點。｣[17]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公共榮譽與獎勵的實質效力，不免有人會想，國家榮譽與她的名字掛在一起，看起來是頌揚性別平等的社會與國家的誕生，終於公開接納與肯定一輩子從事建築(師)工作的一位(單身)女性之存在。當然，難免有人會趁機嚷嚷，這一項榮譽頒給了｢她｣，她們沒給個｢本質｣上與｢他｣哪裡不同的說法，就是不行。但，古典的本質主義不正是意外支撐了父權違建下的刻板印象嗎?這可無助於現代人們殷殷期盼的多樣性、多變的發展空間。舉著批評之旗而來的江湖郎中[18]，搬弄品味、操作批評，還摻加些八卦使戲劇效果在公共領域發酵，吸引不知情的群眾圍觀。然而，細究真理不曾是江湖郎中免費提供的服務。｢批評所關切的是藝術作品的真理內涵，評論所關切的則是作品的題材。…藝術作品的歷史乃為批評提供了準備，這也正是歷史距離加強了作品的力量的原因。…批評家所要探討的無他，無非是那繼續燃燒於其上的生命之火的真理而已。[19]｣
她向來無意在建築的形式與理論之間打轉製造話題，也不願意利用性別為題材評論建築與女性，主要是她認為建築與環境始終是｢人｣的問題，而不是男人或女人的問題，她學習或從事建築工作，都不是從自己為女性作思考的出發點。女建築師假如有問題，這必然是建築界與社會問題的一部份。這是1984年她受邀參加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場公開的｢建築與女性｣座談會選擇的一種態度，她相信：「每人必須了解自己的特長，學習與他人合作，觀念上不要受傳統想法的限制。一人的自信心是在找到自己的特長去發展後，才能培養出來，並不是外界讚許造成的。自信心也有一種影響人的力量，你必須先自信，然後才能為他人信。我們雖不必追求功名，也必須能平等而公開的參與自己所能作的工作，時代與社會的觀念也是人造的，不是永遠不變的。」[20]平等而公開的參與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改變建築界與社會的觀念，是2018年她參與34位女性建築工作者發起成立台灣女建築家學會的共同意志。建築不脫離社會，人類社會的改變，會從她們專注的建築工作中看見，也會啟發人們想一想建築專業如何對社會有所貢獻。
2019年11月底，香港市民持續抗議政府專制、社會動盪不安，同時又是選舉日，她堅守承諾受邀參加香港M+博物館「女性、建築與城市的對話」論壇，94歲的她堅毅的提醒在場所有人：「你去做一個房子，很漂亮，也沒甚麼了不起。可是我覺得人造環境，事實上是建築師很重要的義務，所以我們一定要從這一點開始去考慮。」這就是她知行合一、貫徹始終對建築與環境的信念。建築專業應關懷的人造環境，不只是為富人蓋華廈，更應是實現建築於營造友善多元、平等自由、互相尊重扶持的社會環境。
2021年6月端午節，這位大隱於市的建築家悄然離去，而此刻的人類城市正遭逢新冠狀病毒疫情衝擊，殘酷的現實使人們失去所愛，社會人心惶惶。面對黑暗時刻，願同樣從事建築工作的後輩記得她說過：｢建築整件事都很辛苦，但是你要是能夠做得好的話，你會覺得很高興。[21]｣我們一起從歷史的恢宏向度反思她帶來的建築意義與社會價值，勇敢接力重建後疫情時代的人造環境。
延伸參考資料
- 許麗玉編。《建築專業的社會意義―王秋華建築師的設計與思想》。臺灣建築學會會刊。第96期。(2019/10)。
- 中研院近史所｢王世杰日記｣檔案。資料系統連結：https://reurl.cc/mqZKzW
- 香港M+博物館
｢歷史、檔案與缺失：重構建築界的女性敘事｣ https://reurl.cc/5rRyWz
- 台灣女建築家學會
- 公共電視
藝術很有事第51集―｢女性建築師的空間藝術｣ https://reurl.cc/W3OZ27
- 光華雜誌―｢穿透時空的優雅建築｣ https://reurl.cc/2rQkRX
- Taiwan Review https://reurl.cc/yEAjV8
- Tatler Taiwan https://reurl.cc/Nrxmvm
- Women Architect are Everywhere- Wang Chiu-Hwa
Architexxhttps://reurl.cc/XWQY87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友紀念文https://reurl.cc/O0mKzy
-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校友紀念文 https://reurl.cc/kZoKkL
- 中原大學紀念文 https://reurl.cc/EnQ5D0
- 中央廣播電台法文節目https://reurl.cc/5rRyjG
註釋
[1] 王世杰先生日記(1979年6月28日)
[2]筆者與王老師初識於2013年夏天為三校建築系畢業生演講的活動，我們各自分享自己的求學與工作經驗，以回應現場眾人對女性從事建築工作的好奇發問。一直到2017年筆者為了認識修澤蘭的故事再度登門拜訪她，才逐漸開始認識她，當時她已92歲。不久，我們計畫成立女建築家學會，請她擔任名譽發起人，延續她與修澤蘭、黃秋月曾於2000年開始卻未完成的計畫(中華民國女建築師聯誼會)。自2018年起，筆者持續拜訪她，透過王老師影友會與家人協助，著手為她整理年表、編輯特輯、申請國家文藝獎、陪同出席香港M+論壇、代為簡介她的作品與敘述她的故事，這段期間，筆者體認到必須從歷史去認識她，方能談論她帶來的思考意義與價值。
[3] 王世杰日記(1974年10月7日)
[4] 王世杰日記(1964年3月13日)
[5] 本文筆者譯。
[6] 本段落引用自王秋華的文章＜漫談｢建築｣＞。
[7] 本段落引用自王秋華的文章＜漫談｢建築｣＞。
[8] 即｢佛洛依德｣。
[9] 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的這本名著較為人熟悉的中譯書名是《追憶似水年華》。
[10] 本段落引用自王秋華的文章＜漫談｢建築｣＞。
[11] 王世杰日記(1971年3月9日與3月25日)
[12] 此段文字部分引用自筆者著作《末年：戰後台灣現代建築與移植現代性》(2020)。
[13] 王世杰日記(1968年5月16日)
[14] 王世杰日記(1959年10月29日)
[15] 王世杰日記(1971年4月2日)
[16] 本段描述文字引用自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網頁。https://reurl.cc/0jle09
[17]本段落引用自漢娜･鄂蘭。(2006)。＜黑暗時代的人文精神-兼論萊辛＞《黑暗時代群像》。台北：立緒出版。頁3。
[18] ｢郎中｣，舊時指醫生，｢江湖郎中｣是俚語，原指搖著串鈴四處流浪或擺地攤賣藥的人。在義大利文是｢charlatan｣，原指在中世紀時期，四處兜售草藥的小販而言。通常他的搭檔夥伴會使用咒文、歌唱及舞蹈方式來招攬顧客們的注意，吹捧他們所販售的藥丸及藥膏。無知的群眾包圍著他們，甚至勉為其難的付費，仍被逗得開懷大笑。 (參考｢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本文藉此譬喻在公共領域操作評論者。
[19] 本段落引用自漢娜･鄂蘭。(2006)。＜最後的歐洲人-華特･班雅明＞《黑暗時代群像》。台北：立緒出版。頁202-204。原文出自華特･班雅明在論歌德的《親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的導言。
[20] 本段落引用自1984年3月份《建築師雜誌》。
[21] 2020年國藝會為她拍攝紀錄片｢建築･秋華｣的預告片尾自述。“Architectural is a tough thing, but you will be really happy if you can complete it well.”(筆者翻譯)
圖說
圖1: 王秋華於1950年因肺病進入療養院調養期間，曾接受一位攝影家邀請，拍下這張人物攝影。(筆者推測當時她正示範英寸inch的由來。)
圖2: 王秋華於1976年在紐約事務所內被拍下這張工作中的照片，工作夥伴暱稱她為｢穿旗袍的建築師｣。
圖3: 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 “stepped street”地面層平面圖與北側行政大樓柱廊照片。
圖4: 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 “stepped street”坡道街的學生活動照片。
圖5: Public School 92 地面層配置圖。
圖6: Public School 345學校入口落成照片。
圖7: 中研院美國研究中心演講堂(禮堂)落成照片。
圖8: 中研院美國研究中心東西向剖面圖。
圖9: 中研院美國研究中心圖書館落成照片，室內家具同樣是王秋華建築師設計。
圖10-11: 新竹科學園區國科會精密儀器發展中心(上:地面層平面圖，下:落成照片)。©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圖12: 2019年11月底，王秋華建築師受邀參加香港M+博物館「女性、建築與城市的對話」論壇，(照片右側為本文筆者) 。©香港M+博物館。
